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1节
关是关税，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占其全部税收的60%。关税来自于进口，所以进口越多，关税就越多。因此国民党毫无保护民族产业的心思，别国越是对我国倾销，他们收到的关税越多，屁股先天就坐歪了。
盐是盐税，占其全部税收的20%~30%。人都要吃盐，把握住盐场和贩盐的主要通道，就可以收取高额的盐税。
统是统税，即出厂税，算是对工业的税收，尤其是对出口的大宗物资的税收，例如桐油、猪鬃等的出口税收，也占到全部税收的10%~20%。
上述三大税，就占了国民党政府全部税收的90%。国民党的反革命军队，就依靠这三大税作为资金来源。
李思华看到大家露出惊异的神色，笑着说，是不是感觉到很奇怪，应该是主要税收的农业税呢？国民党居然有这样的好心思，居然不收农业税？
当然不是，只是国民党中央无法收得上来而已，这一块是地方势力的禁脔。国民党强行去收，就是动了人家的奶酪，当然不会配合，导致花费巨大，还收不上了几个钱。难道让国民党中央的税官，跑遍全中国，挨家挨户的去收？对他们而言，征收成本和征收难度过大。
所以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就把收取地方税的权力，名义上渡让给了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地方土豪劣绅和军阀豪强等最反动的阶层聚合体，他们以此权力，对农民等底层人民敲骨吸髓。目前国内多数县域，对农民的税收高达全部收成的60%以上，甚至在此基础上，还收取各种苛捐杂税。农民为什么活不下去，革命的火花实际上一点就燃，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国民党是通过默许地方反动势力盘剥百姓，换来了这些地方大地主和豪强等，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从税收上，我们就可以再清晰不过地了解，国民政府的反动性质。你说他们怎么会关心农民的死活呢？反正也不能从农民那收到农业税。你说他们怎么会关心发展民族产业呢？国内做强的话，反而会导致他们的关税收入减少。税收就决定了这是个洋人的买办政府。
这一番分析，让大家恍然大悟。以前大家有些奇怪的事情，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例如他们签订一些明显是有利于洋人而不是国民的卖国协议，以前还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所有国人都反对啊？现在就明白了，其实这些条约协议，反而对他们有利，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他们某种意义上，是靠卖国活着的。
李思华继续说，所以根据地政府的税收，当然不能是国民党这样的。税收取之于民，才能保证政府是站在国民的一边。我们的税收应该是怎样的呢？
例如在农业方面，我们不能不收税收，不能不收公粮。否则我们没有财力，尤其没有粮食，军队如何打仗？政府如何行政？但是大家想一想，按照3亩地假设的900斤稻谷这个例子，600斤为保证农民基本收入的份额，我们收差额300斤的60%，即180斤，那么在整个900斤中，占的比例是1/5，即总收成的20%，相比国民党地方，超过总收成60%的盘剥，只有原来的不到1/3，这是不是天差地别？农民会拥护谁？这就是我们根据地的执政基础！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李思华是反对所谓“减租减息”的缓和性政策的，因为这将导致农民的负担仍然过于沉重。减租减息下，地主仍然要收取总收成的20%到30%，加上政府收取的20%，那么农民总收成的40%到50%将被拿掉，这个比例对于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所以这样的“统一战线”，李思华当然是绝不愿意采用的。
除农业税外，各行各业都需要缴税，税收是国民对国家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要逐步教育人民，纳税义务和纳税光荣的思想。国民贡献税收，国家才能以此去组织建设军队、去建设公共设施，去发展大工业体系。国家因为税收强大起来，国民才有真正富裕的机会。
国民党没有基层管理的能力，只能去投靠洋人，获得关税等收入，来豢养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我们则完全不同，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基层之中，税收来自于国民，因此必然站在国民利益的一边。
对于工业品，税收方向是增值税，工业品生产往往是多个环节，原材料购买、零配件是其它工厂生产的、油料、辅料等又有其它的来源，所以每个环节收税，下一个环节就免去以前环节已经收取的税收。
对于物资供应即普通商业，例如屠宰供给肉食，例如粮店出售粮食、例如餐馆供应饭食，都应该制定相应的税收比例。
我们的基层管理能力，就必须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让这些税收都能收得上来。而这些税收，相比国民党地方势力对他们的苛捐杂税，我们的税收实际上是让他们的负担大大下降，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迎。
对于进出口，我们也要收取关税。当然为了低调，可以换个名字。但实质是一样的。尤其是资源的出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税率。但工业品的出口，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应不同的税收。对于资源的进口，应该尽量低税收，弥补岛内资源的不足更重要。
谈完税收，接下来就是大家最陌生的一个领域，货币、金融和银行。
李思华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货币。民国目前尚无法定货币（前世国民党政府是到1935年才发行法币的），所以社会上的实际货币是银两或者银元，这种白银本位制，在现代国家中是很不正常的，也潜伏着巨大的弊端。
弊端自然是因为孱弱的民国，并没有对白银的定价权。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或者英国宣布，大幅收购白银，那么国内的白银就会流向西方，导致社会上白银减少，于是物价就开始腾飞，这就是通货膨胀。中国国民收入本来就微薄，物价高涨会带来什么？当然是吃不饱饭，社会各行各业也会大量倒闭，国民经济被严重破坏，国外的工业品，反而会以廉价掠夺我国市场。
这种情况早晚会发生，国民党政府会选择何种策略来应对？一定是发行法币。让民间不再用银两，将白银都用法币买过去，增大自己白银的储备量，也减少白银价格动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法币发行有积极意义，但纸币可以无限发行，国民党会那么守规矩，有多少白银就发行多少法币？想都不要想！
所以货币也是一种战争手段，是金融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要以对待战争的态度，来对待货币。不能让这个犀利的武器，被敌人或者帝国主义所掌握，用来打击我们的经济。
我们必须发行我们自己的工具。短期内，应该发行银元。银元能够实现一定的价格杠杆，比起让民间直接使用银两划算。目前美国的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含银量72%的银元与银两等重。我们将努力获得这一技术，用来发行我们自己的银元。当下则可以从广东，获取现有铸造银元的技术和设备，尽快发行，建立起信誉来。
大家要明白，发行银元是种短期手段。因为根据地尚未稳固，如果我们直接发行纸币，不会得到各色人等的信任，纸币很难马上让大家都用起来。纸币的发行，必须等待根据地政府具备足够的信用。
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转向纸币的。正常发行有信誉的纸币，要么是国家信用够强，要么必须挂钩足够的贵金属，即黄金或白银。最初的美元，是有相当于40美元的黄金，就发行100美元的货币。毋庸讳言，根据地只是一个海岛，在外贸上，我们发行的货币是不会形成足够信用的，纸币只能在根据地内部或者少量外溢使用。
就根据地的条件而言，挂钩贵金属也不现实，我们现在拥有一部分黄金，但那是要实施美国计划用的，到时绝大多数都会兑换成美元。白银的拥有量，我们就更加少，目前只有一些缴获的银两和银元。所以用黄金或白银储备来发行对应数额的法币，这条路我们至少暂时是走不通的。
就像船舶要停泊稳当，必须下锚一样，发行纸币，也必须有锚，贵金属不行，那么我们发行纸币的锚是什么？在根据地获得足够信誉后，也许可以实物为锚，例如每一元纸币对应管制物价的大米若干，或者橡胶若干，或者其它产品，我们将一些重要物资产品的储备总和起来，加上拥有的贵金属，作为发行纸币的锚。现在这还是一个初步设想，需要同志们对发行纸币的方案不断研究，最终得到可行的计划。
以实物为锚的可行性，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管制住各种重要物资的价格。如果价格是稳定的，对应数量或重量的物资是一定能够拿到的，有了这两条，我们发行的货币就具备了最基础的信用。而且我们必须建立起储备的机制，包括全岛的仓储和物流体系，仓库里的实物货物，就是我们货币的本质，而货币，则是我们仓库里实物货物的权益凭证。
货币不仅要发行，还要让货币流通起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根据地政府自己的银行。
我们推演一下银行的运作。人民工作，获得收入，生活以外多余的部分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具备可靠的信用，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息。银行获得的存款，可以贷款给可靠的发展项目，例如政府以税收担保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造船企业根据订单需要的造船费用，或者是我们要建设的石碌铁矿为基础的钢铁厂等等。
这样，银行不断吸纳存款，自身靠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差获利发展。而民间的剩余资金，就被银行统合起来，提供给合理的发展项目，让他们能够获得必须的大额资金，投资发展。
银行这种金融的中介体，是我们发行货币，不管是前期的银元还是后期的纸币，都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我们不能容许私人的银行，来代替了我们自己的银行，那意味着我们让渡了重要的金融权力，让别人来通过金融，剥削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银行同样是人民的银行，不仅要针对大型的、或者工业放贷，还要深入基层，用小额贷款直接支持农业的生产，包括个体农民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但再困难也必须坚持去做。
所以根据地要稳固地发展，我们除了面临与反动派的军事战争，其实还面临另外两场战争，商业的战争和金融货币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不见硝烟，但其实同样是鲜血淋漓，其重要性，从长期来说，并不逊色于军事的直接战争。我们的同志，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
在上述重要的工作思想阐述了之后，李思华又针对其它一些其它的工作思路做了相关指示，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交通水利、物资仓储、信访、民政、能源储备、人力资源、财政管理、司法管理等多个方面。
在这些方面，她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和思路，让负责这些方面的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她提出的原则和思路，去探讨和形成可执行的方案，然后试行。
为了长期更好地发展和完善，李思华又提出了四项当下的重要工作。
一、建立海南体制政策研究院。党总支部亲自领导和参与，军队中也要抽选部分参谋组的同志们参与，然后吸收海南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到大陆聘请一些行业专家组成。由于我们当下非常缺乏有文化有知识的党员，因此这无疑是种短期和暂时的妥协。在探讨体制和政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警惕，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和专家看上去的建议有多精妙，也要注意阶级立场所导致的方案倾向。可能的糖衣炮弹，糖衣留下，炮弹要拆除。
二、从现在根据地的7个县区，紧急选拔一批最好具备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以进步青年为主，到文昌进行政治思想和政策方针集训，人员的总量不限，分批进行，逐批培训。其目的是为政府和基层工作提供基本合格的工作人员，充实体制。李思华将亲自主持多项培训，对于培训内容的框架也将由她亲自设定。
三、在根据地7县区，立即完善政府组织。先建立县、镇、乡三级体制，然后经过初级政治思想教育和培训的人员，不断配置到乡，与乡政府人员联合组成多支土改工作队伍，深入乡村，实施土改，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村级体制，包括民兵和基层党组织。
四、在所有的革命同志中，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政府也是愚蠢的政府，扫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化的新中国，没有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太多的同志目前还是文盲，工作又忙，但这绝不是不学习进步的借口。所有同志要克服对于学习的畏难情绪，参加革命，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革命，也是对自己人生的革命，识字和学习文化，就是自我革命的基础部分。
我们这几天的会议讨论的工作，同志们应该都能体认到，文化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同志，如果文件看不懂，不能理解政策、不能理解革命思想，不具备工作需要的知识，那么他如何去开展工作、做好工作呢？我们的部队，从来就是要求不断学习，提升文化知识水平的，现在我们的地方干部，也要在同样的要求下，实现平均文化水平的极大提升。
太多的同志，过去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识字读书的机会。现在组织上给了这个机会和资源，有什么道理不好好学习、不快速进步呢？这是组织纪律要严格要求的事情。
李思华指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当下建立的体制组织，肯定是非常粗糙的，包括党员在内，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足的，但大家的工作热情是高涨的，这是最可贵的。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每天学习、每周学习、不断学习，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成熟而高效的组织。
11月19日，这次海南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三天工作大会结束。从20日开始，各个部门的各项工作，开始轰轰烈烈地全面开始了。
最近时日的地方工作，李思华最痛苦的，就是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施，他们自己都理解不到位，执行到基层，就不可避免的有偏差。所以李思华和冯百驹等商量，在几乎所有部门机构，晚上都要组织夜校，有文化的同志给其它同志上课，文字扫盲、理论和政策读讲、案例讨论，一系列的学习方式被推广下去，而且被作为工作结果考评的重要构成因素。
根据地政府进行了强行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一年内，通过组织的小学文化水平考试，然后再有两年，通过初中文化水平考试，五年之内，要通过最终的高中文化水平考试。未来高中文化水平，将是政府机构的最低要求。在海南建设大学后，鼓励工作人员报读大学。
当然，这个高中文化水平其实是有水分的，对于语文、政治思想、自然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对于数学、理工学则要求比较低，整体是现实工作需求导向的。
第36章 根据地建设与广州起义
到11月25日，新军招募的人员，已经大部分汇集到万泉河流域，大致在后世新中农场一带，这里是山岭与沿海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相对比较丰富，适合进行多种多样的军事项目训练。
不过，由于营房和校场还没有完全整备好，所以估计要到12月初，才能开始正式的全面军事训练。目前已经抵达的青壮，都投入了基地整备和建设中。李思华看到的是接近2万人的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除了1万多招募的青壮，在当地还雇佣了3000多人。大家都很着急，所以每天，都是从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太阳下山再也没有光亮才休息，而李思华一贯主张的永不停歇的政治思想教育，每天晚饭后也在晚课上进行。
曹子卿等同志向她汇报，募兵其实很顺利，因为这一次采用了每个青壮发10个大洋安家费的应急措施，现在这些贫穷的农民和山民子弟，还没有政治觉悟，发安家费是最快动员起来的方法。
这一次的训练，实际上会在1.5~1.6万人的总规模，淘汰的人员将送回地方部队，作为地方部队训练的种子，所以人力上不会浪费。
到11月20日，全部武器装备，已经从淇澳岛运到了基地附近的多个武器仓库中，随时可以取用。
目前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步兵营在文昌和海口方向，警戒海口为主的敌军。一个步兵营加上炮兵部队在基地，对新军进行训练，而最后一个步兵营则分为了几部，在解放的其它6县区，在之前海南革命军的配合下，组建和训练地方部队，并搜寻消灭残余的反动派武装。每只地方部队，以革命军人员100多人为骨干，搭起架子，已经开始在招募人员，招募条件是一样的，发10个大洋的安家费。所以人员规模不是问题，但这些地方的训练条件有限，只能逐步改善。
李思华思考着整个布局。
华明义他们已经完成了对那艘新加坡的6500吨货轮的购买，海员扩招也很顺利，华明义也提议了原来华海号的大副于海生，接替担任华海号船长，他认为此人已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李思华知道这个大副，其实已经加入我党，是航运党组织的工作成果之一，所以她很放心。华明义将自己兼任新的“中海号”货轮的船长。
她决定，在淇澳岛上只留下一个连和一千多家属渔民，作为一个隐秘的小基地即可。其余三千多家属及全部儿童等人，全部迁移海南。
她意识到，这三千多家属，其实现在是一笔财富，这些人也都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或多或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识字教育，完全可以分区充实到几个县区去，成为体制基层的工作人员。
她心里感叹，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觉得是累赘，咬着牙接受了，但现在看来，却正好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地方工作人员，非常适合补充当下的应急需求。这个时候，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
她电报通知了淇澳岛留守小组，以及华明义，新加坡回来的中海号，立即到淇澳岛接人转移。
到11月底，根据地7个县区的城区已基本稳定，最基础的政府架构已经搭了起来，而城区内的反动派势力被一扫而空，每个县区都发动了城内的进步青年作为主体，形成了城区基础的管理体制。
在城区稳定后，下一步最重点的工作，无疑是全面的土改。土改的计划，是先在城区附近的一些乡村，进行土改试点，这些地区，现有部队也比较容易控制。预计2个月后，等待地方部队组建和初步训练完成，即开始全面土改。
土改的基础其实还是武力。所以组建起地方部队是最紧急的，枪支弹药已经开始逐批运输各县区，而在各县区的郊区，都已选择了临时的训练基地，进行初步的整备建设，招募的人员成为建设的主力。
土改前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摸清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地方组建了多只工作队，在战士们武力的护卫下，开始对乡村进行全面的统计和调查。要知道，细节太多，例如3亩地只是个对良田的粗略描述标准，有的人口密集地区，只能分2亩；而有的劣地，可能就要5亩，每个地方还要进行一些细部调整。
当然，对于明确的反共分子，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地主豪绅，自然不会等待，主要的头目被枪毙，剩下的走卒，俘虏后都送去试点的几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没有血债的也只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分配同样的土地。党组织给他们活路，但不可能再让他们高人一等。这些家伙的土地，已经开始部分进行分配，试点的合作社也在组织之中。
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剥削食利阶层对于“红潮”的恐惧，信息传出，7个根据地县区内的地主豪绅们，纷纷逃亡。而国民党控制下的那些县区，反动派们惶惶不可终日，催促粤军出兵“平匪”的声音越来越大。
12月初，李思华这几天的表情一直很严肃，这让汇报工作的同志们都有点不安，是什么工作没有做好吗？还是敌人最近要打过来了？有的同志不免心里有些猜测。
其实李思华是在担心广州起义，前世我党发动的时间是12月11日，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然后第二天即12日就受到优势敌人（张发奎3个师，还有李福林第5军一部等力量）围攻，被迫于13日突围，最后只有1000余人突围成功，在海陆丰地区与南昌起义余部中的一部分会和，短暂建立了花县和海陆丰地区的苏维埃政府，但很快失败。
广州起义，其实就是我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发动的一次明知会失败，却又不得不发动的暴动，当时苏联派出暴动专家纽曼等二百多名苏联人，藏匿在广州苏联总领事馆，同期派出了一百多名朝鲜敢死队，随同苏联人策划暴动。
起义失败后，张发奎将广州苏联总领事馆的五位苏联领事，几乎所有的苏联特工以及朝鲜敢死队队员，全部抓捕枪毙。之所以苏联要发动这一次暴动，据说是和当时斯大林与托派的路线斗争有关。
历史的真相，已经掩盖在时光的迷雾之中，但恶劣的后果是明显的，经过415清党和这一次不成功的广州起义，我党在广东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李思华已经派出了特种大队，潜伏到了广州郊区，但严禁他们进城参与战斗，对于这种必然失败的格局，她不想白白地损失宝贵的精锐部队。她只是让他们联络了熊豪和刘尔崧，如果起义失败，突围的时候他们会予以接应，尽量多地救出同志。在广州外围的几个小港口，都已经安排了渔船、汽轮等接应。
离开12月11日越来越近，李思华的心思自然也是非常沉重，这些天的神色凝重也就在所难免。她望着远方，安慰自己，至少在湖南，2个月前的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金秋起义（她已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得到了验证），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党历史上革命成功的关键一步，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已经开始实践了。
12月7日，一个好消息，让李思华短暂地高兴了。华明义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购买的邮轮，正好是1.5万吨级别。船是通过华明义以前的英国籍同事帮忙找到的，该邮轮原来是英国一家邮轮公司的海轮，他们原来以大西洋两岸的客运为主，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发展为富人服务的豪华邮轮，当时大洋两岸不少邮轮公司，加入了这种“豪华”的竞赛，你的吨位1万吨，我就要做1.5万吨，然后2万吨的又很快出来，装修、内饰和船上的服务项目花样百出。
这一次，就是这家英国邮轮公司的新船，一艘2万吨级别的豪华邮轮开启使用了，这几年的豪华邮轮之战，让这家公司的财务也有点吃紧，所以出售这艘1.5万吨级别客运邮轮的生意，很快得到了公司董事们的批准。
这样吨位的大船，自然价格不菲，虽然是半旧的，但初步谈判后拿下来也要150万美元。华明义已经付款委托了他原来的同事，对这艘船进行详细的了解，结论是船的适航性不错，毕竟得到了原来公司的精心照管。
李思华很快回电，让华明义委托他的同事代为谈判，锁定购船，以电汇支付5%订金的方式，让英国的邮轮公司，将这艘船开到香港来，在香港正式接收，预计可能要1个半月的时间，那就是接近1月中旬了。同时李思华还让华明义马上开启全面的船员招聘，尤其是寻找适合的船长和关键管理及技术人员，不要等到邮轮到了，还要等较长时间的人员到位。
李思华看着150万美元的数字，不由得摇了摇头，购买武器弹药花了650万美元，2艘船又是220万美元，光在这些大的投资方面，870万美元就已经被花掉，小额还用掉了100多万美元，整体1000万美元没了。
当初的黄金总值约3000万美元，加上前期余款370万美元，以及近期在香港和上海拍卖掉的部分珍宝，大约不到800万美元，她手上仅剩3100万美元左右了——实际上是2500万美元，因为有600万美元给了根据地政府，作为财政储备金了。
不过有2500万美元去美国，也算不错了。希望接下来在香港和上海的拍卖，还能够帮她再拿到个1000万美元左右。不过就算这是两个大市场，也只能慢慢地卖，否则就不值钱了。
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手中获得的缴获，大部分还是不动产，现金部分不过200多万银元，这部分她已经全部交给了政府，补充财政储备金。
12月10日晚，特种大队的大队长田君实带着特种侦缉中队，潜伏在广州的大东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城内的动静。他们已经到达广州附近4天了，除了特种大队，还有一个排的步兵，跟随他们行动。李思华将两艘500吨的汽轮都配置给了他们，而且还让华海、华洋两艘2500吨汽轮都到广州附近停泊，随时接应。
这几天他和同志们已经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并且联络了广州城内的熊豪、刘尔崧。通知他们，如果起义失败，党员和群众们可以从大东门以及另外2个城门设法出城，他们会予以接应。撤退路线主要是向广州东南，在珠江附近的一个小港口上船撤退，如果人多，小汽轮再设法接驳大汽轮，完成整体撤退。
联络人员是从香港情报站过来的，他见过熊豪和刘尔崧，上次也确定了联络方式。按照他给田君实的汇报，刘尔崧还比较重视，熊豪就有点不耐烦，他肯定不相信会失败吧。其实田君实也在怀疑，起义到底会不会失败，同志们又不是傻瓜。可是他对李思华的能力非常信任，所以也不敢不相信，只能让事实来证明了。
按照李思华的说法，起义应该会在11日的凌晨发动，但最多能支持2天，从12日晚上开始就要高度注意接应可能撤出的同志，而13日必须注意那种成股撤出的我党队伍，救援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组织力量。
天色越来越黑，除了广州城内的隐隐灯光，一片黑暗。
突然，广州的上空燃起了几颗信号弹，随即枪声大起，很快，广州城内的各处，都响起了枪声，整个城市混乱起来。起义发动了，田君实和同志们激动地望着城内。
按照李思华出发前的交待，广州城内目前敌军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共约6至7千人。而我党掌握的部队，包括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总兵力应该超过3千人，而且还有几千工人赤卫队的配合，因此攻敌不备，应该能短暂地占领广州大部，但广州帝国主义和反动商团的力量很强，珠江南岸有第五军李福林一部，而更重要的是张发奎的3个师，只要不到一天时间就能赶到进攻广州，在几万敌人的反扑下，革命队伍根本不可能守住广州，必然失败后撤退。
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广州起义失败的命运，也不应该去轻易地牺牲。特种大队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去接应和救援尽可能多的同志，不要让他们白白地牺牲了。
按照李思华的分析，张发奎的三个师，从其军队进军方向来看，必然进攻的是广州的南、西、北这三面，所以生路主要在东面，特种大队因此主要部署在广东东面的几个门外。
田君实已经通知了刘尔崧和熊豪，他们会在广州东面的几个门外接应的信息，也告诉了他们李思华对张发奎会从南、西、北这三面进攻的分析。但广州的同志们信与不信，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李思华也想不到办法去说服广州的同志们。这场起义，领导人除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张太磊，还有叶挺、恽代英、杨英、周文拥、聂荣真等，都是我党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共产国际的代表纽曼还在广州现场压阵，他们怎么会听她一个年轻女子的？
过了一会，开始有糟杂的声音响起，有人从城门外跑了出来，但听他们的声音，应该是躲避兵祸的人，并不是我们的同志。跑出城的人越来越多，但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和队伍。
田君实叹息一声，他也只有按照军令，耐心地等待。这一夜乃至明天白天上午的危险不大，但估计从明天下午开始，危险就加大了。
盐是盐税，占其全部税收的20%~30%。人都要吃盐，把握住盐场和贩盐的主要通道，就可以收取高额的盐税。
统是统税，即出厂税，算是对工业的税收，尤其是对出口的大宗物资的税收，例如桐油、猪鬃等的出口税收，也占到全部税收的10%~20%。
上述三大税，就占了国民党政府全部税收的90%。国民党的反革命军队，就依靠这三大税作为资金来源。
李思华看到大家露出惊异的神色，笑着说，是不是感觉到很奇怪，应该是主要税收的农业税呢？国民党居然有这样的好心思，居然不收农业税？
当然不是，只是国民党中央无法收得上来而已，这一块是地方势力的禁脔。国民党强行去收，就是动了人家的奶酪，当然不会配合，导致花费巨大，还收不上了几个钱。难道让国民党中央的税官，跑遍全中国，挨家挨户的去收？对他们而言，征收成本和征收难度过大。
所以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就把收取地方税的权力，名义上渡让给了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地方土豪劣绅和军阀豪强等最反动的阶层聚合体，他们以此权力，对农民等底层人民敲骨吸髓。目前国内多数县域，对农民的税收高达全部收成的60%以上，甚至在此基础上，还收取各种苛捐杂税。农民为什么活不下去，革命的火花实际上一点就燃，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国民党是通过默许地方反动势力盘剥百姓，换来了这些地方大地主和豪强等，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从税收上，我们就可以再清晰不过地了解，国民政府的反动性质。你说他们怎么会关心农民的死活呢？反正也不能从农民那收到农业税。你说他们怎么会关心发展民族产业呢？国内做强的话，反而会导致他们的关税收入减少。税收就决定了这是个洋人的买办政府。
这一番分析，让大家恍然大悟。以前大家有些奇怪的事情，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例如他们签订一些明显是有利于洋人而不是国民的卖国协议，以前还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所有国人都反对啊？现在就明白了，其实这些条约协议，反而对他们有利，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他们某种意义上，是靠卖国活着的。
李思华继续说，所以根据地政府的税收，当然不能是国民党这样的。税收取之于民，才能保证政府是站在国民的一边。我们的税收应该是怎样的呢？
例如在农业方面，我们不能不收税收，不能不收公粮。否则我们没有财力，尤其没有粮食，军队如何打仗？政府如何行政？但是大家想一想，按照3亩地假设的900斤稻谷这个例子，600斤为保证农民基本收入的份额，我们收差额300斤的60%，即180斤，那么在整个900斤中，占的比例是1/5，即总收成的20%，相比国民党地方，超过总收成60%的盘剥，只有原来的不到1/3，这是不是天差地别？农民会拥护谁？这就是我们根据地的执政基础！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李思华是反对所谓“减租减息”的缓和性政策的，因为这将导致农民的负担仍然过于沉重。减租减息下，地主仍然要收取总收成的20%到30%，加上政府收取的20%，那么农民总收成的40%到50%将被拿掉，这个比例对于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所以这样的“统一战线”，李思华当然是绝不愿意采用的。
除农业税外，各行各业都需要缴税，税收是国民对国家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要逐步教育人民，纳税义务和纳税光荣的思想。国民贡献税收，国家才能以此去组织建设军队、去建设公共设施，去发展大工业体系。国家因为税收强大起来，国民才有真正富裕的机会。
国民党没有基层管理的能力，只能去投靠洋人，获得关税等收入，来豢养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我们则完全不同，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基层之中，税收来自于国民，因此必然站在国民利益的一边。
对于工业品，税收方向是增值税，工业品生产往往是多个环节，原材料购买、零配件是其它工厂生产的、油料、辅料等又有其它的来源，所以每个环节收税，下一个环节就免去以前环节已经收取的税收。
对于物资供应即普通商业，例如屠宰供给肉食，例如粮店出售粮食、例如餐馆供应饭食，都应该制定相应的税收比例。
我们的基层管理能力，就必须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让这些税收都能收得上来。而这些税收，相比国民党地方势力对他们的苛捐杂税，我们的税收实际上是让他们的负担大大下降，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迎。
对于进出口，我们也要收取关税。当然为了低调，可以换个名字。但实质是一样的。尤其是资源的出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税率。但工业品的出口，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应不同的税收。对于资源的进口，应该尽量低税收，弥补岛内资源的不足更重要。
谈完税收，接下来就是大家最陌生的一个领域，货币、金融和银行。
李思华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货币。民国目前尚无法定货币（前世国民党政府是到1935年才发行法币的），所以社会上的实际货币是银两或者银元，这种白银本位制，在现代国家中是很不正常的，也潜伏着巨大的弊端。
弊端自然是因为孱弱的民国，并没有对白银的定价权。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或者英国宣布，大幅收购白银，那么国内的白银就会流向西方，导致社会上白银减少，于是物价就开始腾飞，这就是通货膨胀。中国国民收入本来就微薄，物价高涨会带来什么？当然是吃不饱饭，社会各行各业也会大量倒闭，国民经济被严重破坏，国外的工业品，反而会以廉价掠夺我国市场。
这种情况早晚会发生，国民党政府会选择何种策略来应对？一定是发行法币。让民间不再用银两，将白银都用法币买过去，增大自己白银的储备量，也减少白银价格动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法币发行有积极意义，但纸币可以无限发行，国民党会那么守规矩，有多少白银就发行多少法币？想都不要想！
所以货币也是一种战争手段，是金融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要以对待战争的态度，来对待货币。不能让这个犀利的武器，被敌人或者帝国主义所掌握，用来打击我们的经济。
我们必须发行我们自己的工具。短期内，应该发行银元。银元能够实现一定的价格杠杆，比起让民间直接使用银两划算。目前美国的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含银量72%的银元与银两等重。我们将努力获得这一技术，用来发行我们自己的银元。当下则可以从广东，获取现有铸造银元的技术和设备，尽快发行，建立起信誉来。
大家要明白，发行银元是种短期手段。因为根据地尚未稳固，如果我们直接发行纸币，不会得到各色人等的信任，纸币很难马上让大家都用起来。纸币的发行，必须等待根据地政府具备足够的信用。
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转向纸币的。正常发行有信誉的纸币，要么是国家信用够强，要么必须挂钩足够的贵金属，即黄金或白银。最初的美元，是有相当于40美元的黄金，就发行100美元的货币。毋庸讳言，根据地只是一个海岛，在外贸上，我们发行的货币是不会形成足够信用的，纸币只能在根据地内部或者少量外溢使用。
就根据地的条件而言，挂钩贵金属也不现实，我们现在拥有一部分黄金，但那是要实施美国计划用的，到时绝大多数都会兑换成美元。白银的拥有量，我们就更加少，目前只有一些缴获的银两和银元。所以用黄金或白银储备来发行对应数额的法币，这条路我们至少暂时是走不通的。
就像船舶要停泊稳当，必须下锚一样，发行纸币，也必须有锚，贵金属不行，那么我们发行纸币的锚是什么？在根据地获得足够信誉后，也许可以实物为锚，例如每一元纸币对应管制物价的大米若干，或者橡胶若干，或者其它产品，我们将一些重要物资产品的储备总和起来，加上拥有的贵金属，作为发行纸币的锚。现在这还是一个初步设想，需要同志们对发行纸币的方案不断研究，最终得到可行的计划。
以实物为锚的可行性，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管制住各种重要物资的价格。如果价格是稳定的，对应数量或重量的物资是一定能够拿到的，有了这两条，我们发行的货币就具备了最基础的信用。而且我们必须建立起储备的机制，包括全岛的仓储和物流体系，仓库里的实物货物，就是我们货币的本质，而货币，则是我们仓库里实物货物的权益凭证。
货币不仅要发行，还要让货币流通起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根据地政府自己的银行。
我们推演一下银行的运作。人民工作，获得收入，生活以外多余的部分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具备可靠的信用，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息。银行获得的存款，可以贷款给可靠的发展项目，例如政府以税收担保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造船企业根据订单需要的造船费用，或者是我们要建设的石碌铁矿为基础的钢铁厂等等。
这样，银行不断吸纳存款，自身靠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差获利发展。而民间的剩余资金，就被银行统合起来，提供给合理的发展项目，让他们能够获得必须的大额资金，投资发展。
银行这种金融的中介体，是我们发行货币，不管是前期的银元还是后期的纸币，都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我们不能容许私人的银行，来代替了我们自己的银行，那意味着我们让渡了重要的金融权力，让别人来通过金融，剥削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银行同样是人民的银行，不仅要针对大型的、或者工业放贷，还要深入基层，用小额贷款直接支持农业的生产，包括个体农民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但再困难也必须坚持去做。
所以根据地要稳固地发展，我们除了面临与反动派的军事战争，其实还面临另外两场战争，商业的战争和金融货币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不见硝烟，但其实同样是鲜血淋漓，其重要性，从长期来说，并不逊色于军事的直接战争。我们的同志，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
在上述重要的工作思想阐述了之后，李思华又针对其它一些其它的工作思路做了相关指示，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交通水利、物资仓储、信访、民政、能源储备、人力资源、财政管理、司法管理等多个方面。
在这些方面，她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和思路，让负责这些方面的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她提出的原则和思路，去探讨和形成可执行的方案，然后试行。
为了长期更好地发展和完善，李思华又提出了四项当下的重要工作。
一、建立海南体制政策研究院。党总支部亲自领导和参与，军队中也要抽选部分参谋组的同志们参与，然后吸收海南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到大陆聘请一些行业专家组成。由于我们当下非常缺乏有文化有知识的党员，因此这无疑是种短期和暂时的妥协。在探讨体制和政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警惕，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和专家看上去的建议有多精妙，也要注意阶级立场所导致的方案倾向。可能的糖衣炮弹，糖衣留下，炮弹要拆除。
二、从现在根据地的7个县区，紧急选拔一批最好具备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以进步青年为主，到文昌进行政治思想和政策方针集训，人员的总量不限，分批进行，逐批培训。其目的是为政府和基层工作提供基本合格的工作人员，充实体制。李思华将亲自主持多项培训，对于培训内容的框架也将由她亲自设定。
三、在根据地7县区，立即完善政府组织。先建立县、镇、乡三级体制，然后经过初级政治思想教育和培训的人员，不断配置到乡，与乡政府人员联合组成多支土改工作队伍，深入乡村，实施土改，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村级体制，包括民兵和基层党组织。
四、在所有的革命同志中，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政府也是愚蠢的政府，扫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化的新中国，没有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太多的同志目前还是文盲，工作又忙，但这绝不是不学习进步的借口。所有同志要克服对于学习的畏难情绪，参加革命，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革命，也是对自己人生的革命，识字和学习文化，就是自我革命的基础部分。
我们这几天的会议讨论的工作，同志们应该都能体认到，文化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同志，如果文件看不懂，不能理解政策、不能理解革命思想，不具备工作需要的知识，那么他如何去开展工作、做好工作呢？我们的部队，从来就是要求不断学习，提升文化知识水平的，现在我们的地方干部，也要在同样的要求下，实现平均文化水平的极大提升。
太多的同志，过去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识字读书的机会。现在组织上给了这个机会和资源，有什么道理不好好学习、不快速进步呢？这是组织纪律要严格要求的事情。
李思华指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当下建立的体制组织，肯定是非常粗糙的，包括党员在内，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足的，但大家的工作热情是高涨的，这是最可贵的。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每天学习、每周学习、不断学习，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成熟而高效的组织。
11月19日，这次海南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三天工作大会结束。从20日开始，各个部门的各项工作，开始轰轰烈烈地全面开始了。
最近时日的地方工作，李思华最痛苦的，就是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施，他们自己都理解不到位，执行到基层，就不可避免的有偏差。所以李思华和冯百驹等商量，在几乎所有部门机构，晚上都要组织夜校，有文化的同志给其它同志上课，文字扫盲、理论和政策读讲、案例讨论，一系列的学习方式被推广下去，而且被作为工作结果考评的重要构成因素。
根据地政府进行了强行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一年内，通过组织的小学文化水平考试，然后再有两年，通过初中文化水平考试，五年之内，要通过最终的高中文化水平考试。未来高中文化水平，将是政府机构的最低要求。在海南建设大学后，鼓励工作人员报读大学。
当然，这个高中文化水平其实是有水分的，对于语文、政治思想、自然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对于数学、理工学则要求比较低，整体是现实工作需求导向的。
第36章 根据地建设与广州起义
到11月25日，新军招募的人员，已经大部分汇集到万泉河流域，大致在后世新中农场一带，这里是山岭与沿海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相对比较丰富，适合进行多种多样的军事项目训练。
不过，由于营房和校场还没有完全整备好，所以估计要到12月初，才能开始正式的全面军事训练。目前已经抵达的青壮，都投入了基地整备和建设中。李思华看到的是接近2万人的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除了1万多招募的青壮，在当地还雇佣了3000多人。大家都很着急，所以每天，都是从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太阳下山再也没有光亮才休息，而李思华一贯主张的永不停歇的政治思想教育，每天晚饭后也在晚课上进行。
曹子卿等同志向她汇报，募兵其实很顺利，因为这一次采用了每个青壮发10个大洋安家费的应急措施，现在这些贫穷的农民和山民子弟，还没有政治觉悟，发安家费是最快动员起来的方法。
这一次的训练，实际上会在1.5~1.6万人的总规模，淘汰的人员将送回地方部队，作为地方部队训练的种子，所以人力上不会浪费。
到11月20日，全部武器装备，已经从淇澳岛运到了基地附近的多个武器仓库中，随时可以取用。
目前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步兵营在文昌和海口方向，警戒海口为主的敌军。一个步兵营加上炮兵部队在基地，对新军进行训练，而最后一个步兵营则分为了几部，在解放的其它6县区，在之前海南革命军的配合下，组建和训练地方部队，并搜寻消灭残余的反动派武装。每只地方部队，以革命军人员100多人为骨干，搭起架子，已经开始在招募人员，招募条件是一样的，发10个大洋的安家费。所以人员规模不是问题，但这些地方的训练条件有限，只能逐步改善。
李思华思考着整个布局。
华明义他们已经完成了对那艘新加坡的6500吨货轮的购买，海员扩招也很顺利，华明义也提议了原来华海号的大副于海生，接替担任华海号船长，他认为此人已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李思华知道这个大副，其实已经加入我党，是航运党组织的工作成果之一，所以她很放心。华明义将自己兼任新的“中海号”货轮的船长。
她决定，在淇澳岛上只留下一个连和一千多家属渔民，作为一个隐秘的小基地即可。其余三千多家属及全部儿童等人，全部迁移海南。
她意识到，这三千多家属，其实现在是一笔财富，这些人也都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或多或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识字教育，完全可以分区充实到几个县区去，成为体制基层的工作人员。
她心里感叹，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觉得是累赘，咬着牙接受了，但现在看来，却正好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地方工作人员，非常适合补充当下的应急需求。这个时候，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
她电报通知了淇澳岛留守小组，以及华明义，新加坡回来的中海号，立即到淇澳岛接人转移。
到11月底，根据地7个县区的城区已基本稳定，最基础的政府架构已经搭了起来，而城区内的反动派势力被一扫而空，每个县区都发动了城内的进步青年作为主体，形成了城区基础的管理体制。
在城区稳定后，下一步最重点的工作，无疑是全面的土改。土改的计划，是先在城区附近的一些乡村，进行土改试点，这些地区，现有部队也比较容易控制。预计2个月后，等待地方部队组建和初步训练完成，即开始全面土改。
土改的基础其实还是武力。所以组建起地方部队是最紧急的，枪支弹药已经开始逐批运输各县区，而在各县区的郊区，都已选择了临时的训练基地，进行初步的整备建设，招募的人员成为建设的主力。
土改前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摸清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地方组建了多只工作队，在战士们武力的护卫下，开始对乡村进行全面的统计和调查。要知道，细节太多，例如3亩地只是个对良田的粗略描述标准，有的人口密集地区，只能分2亩；而有的劣地，可能就要5亩，每个地方还要进行一些细部调整。
当然，对于明确的反共分子，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地主豪绅，自然不会等待，主要的头目被枪毙，剩下的走卒，俘虏后都送去试点的几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没有血债的也只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分配同样的土地。党组织给他们活路，但不可能再让他们高人一等。这些家伙的土地，已经开始部分进行分配，试点的合作社也在组织之中。
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剥削食利阶层对于“红潮”的恐惧，信息传出，7个根据地县区内的地主豪绅们，纷纷逃亡。而国民党控制下的那些县区，反动派们惶惶不可终日，催促粤军出兵“平匪”的声音越来越大。
12月初，李思华这几天的表情一直很严肃，这让汇报工作的同志们都有点不安，是什么工作没有做好吗？还是敌人最近要打过来了？有的同志不免心里有些猜测。
其实李思华是在担心广州起义，前世我党发动的时间是12月11日，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然后第二天即12日就受到优势敌人（张发奎3个师，还有李福林第5军一部等力量）围攻，被迫于13日突围，最后只有1000余人突围成功，在海陆丰地区与南昌起义余部中的一部分会和，短暂建立了花县和海陆丰地区的苏维埃政府，但很快失败。
广州起义，其实就是我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发动的一次明知会失败，却又不得不发动的暴动，当时苏联派出暴动专家纽曼等二百多名苏联人，藏匿在广州苏联总领事馆，同期派出了一百多名朝鲜敢死队，随同苏联人策划暴动。
起义失败后，张发奎将广州苏联总领事馆的五位苏联领事，几乎所有的苏联特工以及朝鲜敢死队队员，全部抓捕枪毙。之所以苏联要发动这一次暴动，据说是和当时斯大林与托派的路线斗争有关。
历史的真相，已经掩盖在时光的迷雾之中，但恶劣的后果是明显的，经过415清党和这一次不成功的广州起义，我党在广东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李思华已经派出了特种大队，潜伏到了广州郊区，但严禁他们进城参与战斗，对于这种必然失败的格局，她不想白白地损失宝贵的精锐部队。她只是让他们联络了熊豪和刘尔崧，如果起义失败，突围的时候他们会予以接应，尽量多地救出同志。在广州外围的几个小港口，都已经安排了渔船、汽轮等接应。
离开12月11日越来越近，李思华的心思自然也是非常沉重，这些天的神色凝重也就在所难免。她望着远方，安慰自己，至少在湖南，2个月前的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金秋起义（她已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得到了验证），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党历史上革命成功的关键一步，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已经开始实践了。
12月7日，一个好消息，让李思华短暂地高兴了。华明义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购买的邮轮，正好是1.5万吨级别。船是通过华明义以前的英国籍同事帮忙找到的，该邮轮原来是英国一家邮轮公司的海轮，他们原来以大西洋两岸的客运为主，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发展为富人服务的豪华邮轮，当时大洋两岸不少邮轮公司，加入了这种“豪华”的竞赛，你的吨位1万吨，我就要做1.5万吨，然后2万吨的又很快出来，装修、内饰和船上的服务项目花样百出。
这一次，就是这家英国邮轮公司的新船，一艘2万吨级别的豪华邮轮开启使用了，这几年的豪华邮轮之战，让这家公司的财务也有点吃紧，所以出售这艘1.5万吨级别客运邮轮的生意，很快得到了公司董事们的批准。
这样吨位的大船，自然价格不菲，虽然是半旧的，但初步谈判后拿下来也要150万美元。华明义已经付款委托了他原来的同事，对这艘船进行详细的了解，结论是船的适航性不错，毕竟得到了原来公司的精心照管。
李思华很快回电，让华明义委托他的同事代为谈判，锁定购船，以电汇支付5%订金的方式，让英国的邮轮公司，将这艘船开到香港来，在香港正式接收，预计可能要1个半月的时间，那就是接近1月中旬了。同时李思华还让华明义马上开启全面的船员招聘，尤其是寻找适合的船长和关键管理及技术人员，不要等到邮轮到了，还要等较长时间的人员到位。
李思华看着150万美元的数字，不由得摇了摇头，购买武器弹药花了650万美元，2艘船又是220万美元，光在这些大的投资方面，870万美元就已经被花掉，小额还用掉了100多万美元，整体1000万美元没了。
当初的黄金总值约3000万美元，加上前期余款370万美元，以及近期在香港和上海拍卖掉的部分珍宝，大约不到800万美元，她手上仅剩3100万美元左右了——实际上是2500万美元，因为有600万美元给了根据地政府，作为财政储备金了。
不过有2500万美元去美国，也算不错了。希望接下来在香港和上海的拍卖，还能够帮她再拿到个1000万美元左右。不过就算这是两个大市场，也只能慢慢地卖，否则就不值钱了。
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手中获得的缴获，大部分还是不动产，现金部分不过200多万银元，这部分她已经全部交给了政府，补充财政储备金。
12月10日晚，特种大队的大队长田君实带着特种侦缉中队，潜伏在广州的大东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城内的动静。他们已经到达广州附近4天了，除了特种大队，还有一个排的步兵，跟随他们行动。李思华将两艘500吨的汽轮都配置给了他们，而且还让华海、华洋两艘2500吨汽轮都到广州附近停泊，随时接应。
这几天他和同志们已经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并且联络了广州城内的熊豪、刘尔崧。通知他们，如果起义失败，党员和群众们可以从大东门以及另外2个城门设法出城，他们会予以接应。撤退路线主要是向广州东南，在珠江附近的一个小港口上船撤退，如果人多，小汽轮再设法接驳大汽轮，完成整体撤退。
联络人员是从香港情报站过来的，他见过熊豪和刘尔崧，上次也确定了联络方式。按照他给田君实的汇报，刘尔崧还比较重视，熊豪就有点不耐烦，他肯定不相信会失败吧。其实田君实也在怀疑，起义到底会不会失败，同志们又不是傻瓜。可是他对李思华的能力非常信任，所以也不敢不相信，只能让事实来证明了。
按照李思华的说法，起义应该会在11日的凌晨发动，但最多能支持2天，从12日晚上开始就要高度注意接应可能撤出的同志，而13日必须注意那种成股撤出的我党队伍，救援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组织力量。
天色越来越黑，除了广州城内的隐隐灯光，一片黑暗。
突然，广州的上空燃起了几颗信号弹，随即枪声大起，很快，广州城内的各处，都响起了枪声，整个城市混乱起来。起义发动了，田君实和同志们激动地望着城内。
按照李思华出发前的交待，广州城内目前敌军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共约6至7千人。而我党掌握的部队，包括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总兵力应该超过3千人，而且还有几千工人赤卫队的配合，因此攻敌不备，应该能短暂地占领广州大部，但广州帝国主义和反动商团的力量很强，珠江南岸有第五军李福林一部，而更重要的是张发奎的3个师，只要不到一天时间就能赶到进攻广州，在几万敌人的反扑下，革命队伍根本不可能守住广州，必然失败后撤退。
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广州起义失败的命运，也不应该去轻易地牺牲。特种大队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去接应和救援尽可能多的同志，不要让他们白白地牺牲了。
按照李思华的分析，张发奎的三个师，从其军队进军方向来看，必然进攻的是广州的南、西、北这三面，所以生路主要在东面，特种大队因此主要部署在广东东面的几个门外。
田君实已经通知了刘尔崧和熊豪，他们会在广州东面的几个门外接应的信息，也告诉了他们李思华对张发奎会从南、西、北这三面进攻的分析。但广州的同志们信与不信，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李思华也想不到办法去说服广州的同志们。这场起义，领导人除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张太磊，还有叶挺、恽代英、杨英、周文拥、聂荣真等，都是我党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共产国际的代表纽曼还在广州现场压阵，他们怎么会听她一个年轻女子的？
过了一会，开始有糟杂的声音响起，有人从城门外跑了出来，但听他们的声音，应该是躲避兵祸的人，并不是我们的同志。跑出城的人越来越多，但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和队伍。
田君实叹息一声，他也只有按照军令，耐心地等待。这一夜乃至明天白天上午的危险不大，但估计从明天下午开始，危险就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