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69节
  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终于观察到了新生代的消费态度日益开放,他们不仅消费能力强,而且敢于消费。所以计委等部门的“松口气”可不是夸大,而是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解了。
  当然消费主义也不能过头,像是美国那样,家庭债务率越来越高;或者像原时空那样,中国的一个房地产,就绑架了家庭大部分的消费,都不是什么好现象。青年可以“适当负债”,但一定不能变成“债务奴隶”,目前除了组屋、新能源车、新婚大件这些项目外,国家并不主张拓宽所谓的“个人金融服务”或者其它“个人消费贷款”,只是开放了一项特殊的贷款“个人应急贷款”,在个人因各种情况,需要紧急资金的情况下,可以向国家银行申请这种低息大额贷款,其理由必须真实而符合这种贷款的范围,至于时间周期,则从5年到20年灵活偿还。
  按照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统计,近年来每年的储蓄率,大约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已经从最高峰的45%跌到了现在的38.3%。速度虽然不算很理想,但毕竟趋势是好的。当然,预计还需20年,才能达到最佳的消费比例,即储蓄率跌到15%到20%区间。
  这是计委等中央经济部门的思考。但他们要是与赵云腾沟通,他们会发现领袖李思华,却是认为这种状况和趋势速度刚刚好。
  李思华是不主张把消费的全部潜力,一下子都挖掘出来的,那样市场固然最大化了,但很容易做得过头,例如家庭债务率开始迅速地增长,例如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的消费力,反而不足。
  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线性的,而是“台阶式坡地”,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关键的时候就要“升维”,升维是一种跃迁跳跃,犹如从一个台阶跳到了另一个台阶,然后在新的台阶上,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坡。每一次升维,所谓的消费结构,都要重组,加入新的消费项目,所以在消费上留有一定的余地,更适合国家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美国那样,依靠负债,几乎把消费的每一分潜力都逼了出来,这是把“债务”使用到了极限,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
  例如已经在筹备期的“户均1000平米科技别墅工程”,在其实施后,自然会导致完全变化的家庭消费结构。家庭消费本身是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而扩展的,一户居住2居室七八十平米的住宅,其消费项目都是最基础的。如果是200平米或以上,往往脚踏车,滑板,头盔,平衡车,轮滑,篮球,足球等各种东西就会出现,好一点甚至包括露营装备,汽车的数量和充电桩,房车,家庭影院,独立书房等的需求都会增加。
  到了户均1000平米,自然可以包括几乎一切的家庭消费选择,例如智慧家具、机器人、家庭人工智能、家庭影像馆图书馆等,都可能出现。
  所以消费增长留有余地,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过于“债务化”,对于社会主义当然是邪道,应该通过建设匹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适当的消费。
  除了本土的个人和家庭消费,从国家的层面,还需要考虑整体消费。这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国内的“均衡化”,另一个层次是发展海外消费。
  所谓“均衡化”,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尽量规避贫富差距,使得消费能力均衡化。本身国内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就是均衡化的,这是相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优势。
  但均衡化还有一个层次,那就是地区转移支付和产业均衡分布。
  不同的地域之间,总有收入差距,在新时空,长三角与珠三角这样的地域,仍然是全国最富庶的城市带。国家在这些地域的税收较高,就会有一部分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地域,例如西北的一些地域。这种支付转移,可不单单是为了所谓的“扶贫”,更是为了维护低收入地域的消费市场,为富庶地区的产品,提供足够的消费力,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消费最大化的平衡战略。
  除了转移支付,同样重要的是产业均衡分布。利用社会主义的组织力和扶持能力,将大城市的很多产业,不断地转移到需要产业平衡的原落后城市,是最近20年左右连续不断的国策。
  例如新能源车的所有配套,从电池到部件到电子系统,凡属于国企或混合制企业,都尽量迁到了一些新兴的标准市,让他们在那里带动当地的产业、就业和消费发展。
  所以支付转移是“输血”,而产业均衡分布是“造血”,两者的结合,就能让原落后地域的城市,快速发展起来,而且这样的话,全国的消费力就同样比较均衡——有产业,就有就业;有就业,就有消费。
  转移支付的输血,当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总体上是不如产业均衡分布这种造血方式的,因为转移支付除了老人的养老金之外,不可能直接发钱给落后地区的中青年人口,而是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翻新改造,国企投资等形式进行转移,这些钱大量变成了资产,而不是个人收入,当然被转移地区的基建产业等相关的人员,会比较受益。
  当时设计“产业均衡分布政策”的时候,李思华也是鉴于原时空的相关问题而改良的,原时空国内大量的三四五六线城市,通过转移支付,其基础设施,公园,购物中心等都修的很好,各种步行街,滨江路,广场,绿道,体育场等,往往都修的很漂亮,形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然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城市和交通面貌,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却和一二线城市有很大差距,就业机会也少。她可不想在新时空,还是这种老毛病。
  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是,产业才是真正的印钞机,是财富的源泉,是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让全国的这些标准市,尽量地实现产业均衡,才是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这是李思华当时推动相关政策的核心思想。
  除了国内消费部分,海外消费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在新时空这种趋势很明显,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大国,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领头羊,在全球形成最庞大的一个“雁阵经济发展体系”,本土的18亿人口,与海外社会主义体系的15亿人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庞大的贸易,相互消费着彼此的产品。
  最早的时候,基本上是中国进口这些国家的资源,向他们出口工业品。等到中国协助他们完成了初级工业化,进口的种类就越来越多。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随着中国日益富裕,低端产业,甚至部分中端产业,开始不断向这些国家部分转移,例如次大陆11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承接了大量纺织、电子产品组装、低端元器件生产、本土消费产品生产等越来越多的产业,目前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程度。这样的发展水平,自然消费力也不弱,对于部分中国产品的进口消费能力,也是日益增强。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那种“去工业化”的模式,来实现产业向海外转移,而是以“科技升级”的模式,保留部分的中低端产业的产能,将其余的部分转移出去,所以中国本土,现在仍然是全产业链的超级工业大国。那些在中国本土的中低端产业,其实现在从科技化的水平来看,一点都不算低端了。
  例如服装制造,已经发展到柔性定制的程度,实现了“敏捷生产”,相关工厂,能够根据订单,生产大量小批量的不同形式服装,这需要高度的电脑化控制,甚至需要人工智能干预。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品牌化,这些剩余的成衣制造厂,占据了这个“低端产业”的高端部分,仍然活得挺好。
  海外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中国不断转移的部分产业,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就业。在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同时,带动了国内其它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组合,他们并不完全服务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而是到全球去拓展市场。在这样一个被带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产业不断壮大,同时其国内的消费力,也就不断增长。
  而且按照中国模式,他们的产业发展不至于失衡——国家之间必须实现贸易平衡是铁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对于顺差和逆差都控制得很严,这也是平等的原则,谁都不要占谁的便宜,而且“华盟”对关键产品的价格,是有区间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倾销之类的资本主义不当竞争模式的恶果。
  这样一个在西方看起来被“高度管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创造消费力的效率和能力,却是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那套。“平等、均衡、可控、协调”八字方针下,大大克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总需求日益萎缩,而总需求能够不断发展,就能规避掉经济危机。
  最近的30年,西方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正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不断追赶的最大因素。到现在,非洲至少有1/3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平均生活水平和收入包括消费力,已经超过了东欧和南美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消费的伟力,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信心。原来西方很多人,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异数。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出发,而是从中国的资源、国情、历史、文化等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全球第一强国,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好。但潜台词也包括,中国是特殊的,其它模仿它体制的国家,不太可能获得与中国同样的进步成果。尤其是对那些非洲国家,他们是非常蔑视的——非洲猩猩们,也能发展经济?
  但随着这些年这些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已经不得不全面动摇,西方民众赫然发现,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而开始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凡是采用中国模式、加入了中国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开始高速和稳定的发展,其消费力,不断开始追赶欧美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现象的杀伤力太大了,以至于社会主义才有优越性的想法,现在西方内部,都已经不是个别左派的思想,而变成了大量民众公认的事实。
  所以,推动消费的发展,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在政治和斗争上都有高度的战略意义。一个消费的大时代,开始全面展开,现在是中国本土,而未来则会扩散到整个社会主义的世界。
  第436章 人民币背刺背后的美国变局
  西元2001年3月的一天,比利时布鲁塞尔。
  一片照相机的闪烁之中,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等6个欧盟国家,以各自国家的名义,与到访的中国总理罗睿,分别签署了红布桌上的双边协议。
  这份协议名为《扩大货币互换双边补充协定》,表面上看,这只是过去欧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货币互换模式,继续扩大应用范畴,除了每年基于贸易基础的互换额度,现在其实已经不再限制扩大额度,而是在某一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按照银行抵押规则,向对方的专门业务银行申请贷款,使用范围从贸易扩展到投资和消费领域。
  看上去平平无奇,可真要是平平无奇,中国也不会派总理前来,而几国的总统和总理,也不会亲自出席了。
  这些人都很清楚,奥秘就藏在几句扩展的“服务范围”条文之中——例如,这6个国家的企业,如果在欧洲范围收购资产,那么他们可以申请人民币贷款,然后直接用人民币收购,或者用这笔人民币作为抵押,再向某个欧洲银行申请资产所在国的货币,用来收购资产。说白了,人民币在这几个国家,金融化了。
  这意味着,此后这几个国家内部的资产交易,可以无需再通过美元或英镑,而是通过全球币值最稳定的人民币,相当于其资产交易,得到了人民币的信用中介,这是彻底的去美元化。
  美国这两年的强美元政策,导致欧洲美元回流,美元变得昂贵,法国和德国等国不但货币贬值,而且不得不跟随加息,这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他们内部的企业,就因为高昂能源成本就在出走,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受不了了,独立性最强的法国与中国最早谈好,后来还拉上了德国等几个国家,用来减轻美国的压力。
  没有办法,他们必须要为本国的企业找出一条生路。此次与中国的协议,就是自救的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既然美元稀缺昂贵,那就干脆不用美元了。人民币币值稳定,引入中国的资本,让本国的企业完成对那些经营困难资产的并购,美国就无法来继续收割本国资产,自己的国家就能保住更多的元气。
  至于西方共同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民主自由”,现在谁还顾得上?这些年在全球,都已经是“傻子的忽悠”这样的形象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一直比西方好得多,现在西方的政客出访各国,都很难再说这方面的话了——害怕被访问国的领导人,当成是出访者有病。
  新时空的二十一世纪初,欧洲这些国家,还没有像原时空2020年以后表现的那样,似乎政客体系完全被美国操控,此时他们还是有一定独立性的,这一次美国收割太狠,已经动摇了他们的国本,现在有这样的反噬,也是正常的。要说西方共同的大局,无论希拉克还是施罗德,内心都是嗤之以鼻,那只是美国的大局,法国或者德国都只能当牺牲品是吧?去你妈的美国佬!
  欧洲这种熊熊燃烧的怒火,自然可以被中国所用。这个协议的出台,就是中国的推手之一。
  当然,欧盟国家很难达成一致,吵了几个月,最后无法统一意见——那些东欧国家秉持美国的意志,一直捣乱,何况还有一个大搅屎棍英国在背后。最终法德等6国,干脆以各自国家的名义,单独与中国签约,没有能让这个协议覆盖整个欧盟。
  其实这对欧盟并不是好事,放大了分歧嘛。不过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也顾不上了。
  在这个协议签署后,这些领导人又鉴证了20多家欧洲大型企业与中国银行欧洲分行之间的金融服务协议签订,这个协议的重要性,欧洲的大型企业们都很清楚,他们一直关注着,能够冲破那些欧洲亲美政客们的阻挠而通过,本身就是他们在背后推动的。
  资本没有祖国,但资本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华盛顿,白宫,希拉里关掉了电视,她叹息了一声,转头对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萨默斯说道:“看起来我们的强美元政策,只能到此为止了,必须降息了,不能让欧洲脱离美元的控制。”
  萨默斯表示同意。他其实早就主张应该尽快退出高息美元政策了。
  劳伦斯·萨默斯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可以担负格林斯潘一般的美国金融操盘手重任的高手。在当年欧俄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失败的过程中,萨默斯也出了大力,因此被美国上层认为有功,这是他得以晋升高官的背景。毕竟欧俄倒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好事,但肯定不能是一个强大的欧俄,而休克疗法,彻底终结了欧俄的强大可能。
  萨默斯之所以主张高息政策尽快退出,并不是因为他对欧洲的情况感到怜悯,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政策的后继效果,已经越来越差,相反其负面效果越来越大,时机已经过去了,再继续,就不合时宜了。
  高息政策与高油价的结合,确实使得美国成功地收割了部分欧洲产业和资本,加强了本国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强大。但是要让这样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国力,就需要一个低息的环境,让他们得以强力地发展。否则在美国也是高息高油价,他们怎么敢大发展呢?
  当然,萨默斯也理解,此前希拉里包括克林顿等人,迟迟不愿意退出这个政策,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能够打垮欧洲,这些国家抵抗仍然激烈,政策只达到了部分的效果。这样的话,话终止政策,又会让欧洲复活过来,仍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与美国形成抗衡。他们总想着能让欧洲彻底沉沦,被美国操控。
  理解归理解,萨默斯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怎么可能一次性就打垮欧洲呢?美国没有这样的力量,而欧洲的资本们,也都不是傻子。美国和欧洲是两个资本家的狼穴,逼着欧洲的狼们,一条一条地来投奔美国狼穴,这些狼难道不会担心,自己孤狼跑到别人的狼穴,最后反而成为盘中餐吗?
  现在结果不就出来了?与中国人的协议,可以算是老欧洲对美国最后的警告,为了生存,他们可以投奔敌人——不向美国人投降,他们也可以向中国人投降,所以美国还是收手吧。
  当然,美国的决策是基于政治判断的,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萨默斯本质上是“技术官僚”,他的意见,只能作为这样的政治决策的参考而已。
  希拉里问萨默斯:“我们不能允许油价过多地下降,降息的话,会不会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她问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原来高息其实就是压制国内的消费,消费少了,自然物价消化了油价成本之后,并不会继续上涨,没有消费嘛,就不会多生产。但是一旦降息,那么被压制的投资和消费都会增长,自然物价就可能上涨,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萨默斯知道,石油能源集团肯定是不肯降息的,他们虽然与共和党关系更密切,但问题是民主党现在也要以来石油业提供的高税收来补充财政。所以高油价是不能变的,海湾战争也不能停止。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有通膨的风险。
  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通膨可能会上升一些,但我认为,不太可能发展到恶性的程度。”
  他接着解释说,从美国本土开始,中小企业在美元高息紧缩周期里,大批地倒下,财富日益集中到了大财团和富豪们的手中。这些人钱再多,也不会对消费市场产生太多的影响,有边际效应嘛,就像吃面包,富人们吃得再爽,也只能吃两三个,难道谁可以吃一百个吗?他们的消费是有限的。
  民众没有那么多钱了,很多问题也就没了,涨价还是不涨价,反正他们都消费不起。只要保证他们有面包吃就行。至于富人们美元多了,就让他们来华尔街投机,总有办法收割他们。
  所以把民众和富人们两头都管好了,哪里有那么多的通胀问题呢?
  听了他的解释,希拉里和克林顿面面相觑,一时目瞪口呆,原来是这样吗?这不是用的烂招数,来解决问题吗?伟大的美国,居然已经这样了。
  两人内心不由叹息,但又如何呢?这可不是作为总统能解决的问题。原来与苏联争夺民心的战争,美国说施行的那些政策,现在全都不见了。因为与中国竞争,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干嘛还要资本家让利呢?
  美国的降息政策,开始酝酿实施,而改变政策的风声开始吹拂欧美。
  先锋集团的ceo乔治卡林,走进了集团的一号会议室,他发现华尔街至少十三家企业的代表,已经抵达了会场。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肮脏”的密谋,但那有如何?能够赚钱才是重要的。
  整个密谋的计划并不复杂——先拉再砸,然后收割。利用降息的风声,把美股往上拉,趁着民众激动地购买的时候,将手中大量的筹码丢出去,让股市暴跌,然后在降息时,利用宽松的资金环境,再重新入场收购。
  策略简单,是因为今天与会的机构们,代表了大半个华尔街,他们合并的力量,并不需要复杂的战略,复杂化了,反而人心不齐。
  每一家其实对于策略都是清楚的,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协调细节而已。
  乔治应付着各家的大佬们,会议结束,他一个人留了下来,想着要思考一番,推敲组织交待的任务,还有没有什么破绽和变数。
  对于先锋以及参与行动的另外几家中国的隐秘财团而言,什么赚钱都是次要的,这一次的核心目标,就是打垮美国的制造业核心企业,例如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当然,所谓的打垮,只是从股东层面上,让其陷入财务困境,生产能力客观存在,不存在什么打垮的。但要是有几年的财务困难,足以让很多美国制造业的核心企业,从资本家的利益角度,难以维持了。
  所以真正核心的策略是,将这些年掌控的美国制造业核心企业的股票,在高位全部抛出并做空,然后通过舆论,引爆公众对这些企业的不信任,最后低价收购这些企业的大量股票,利用股东地位,对其业绩提出苛刻要求,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大量投资在先进制造领域,从而让他们的经营日益困难。
  所谓的“舆论引爆”,得益于中国隐秘财团们这些年的努力。美国的特点是,公共部门是听政治家的;而政治家“听美国民众”的。那美国民众凭什么要给政客投票呢?不就是因为“我”给可以你捐赠打广告嘛?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财力来影响。通过设局,一是用大笔资金,去捐赠政治家、养政客,而且不是一家独养,采用了更好的办法——设局当庄家,然后邀请许多倾向两党之一的富人,一块来参加财团们组织的俱乐部,大家一起掏钱下注,看两党之一阵营里,哪些政客值得投资和扶持。
  不仅如此,财团们还捐钱给大学,但不是为了促进正常的学术研究,而是以所谓大学科研、专家机构的名义,来搞政治宣传。而再进一步,还大量地“养媒体”,让这些媒体带着摄像头,去挖掘组织需要的新闻、丑闻,不是为了打击对手党的人,而是打击扶持政客的政党内部不听他们话的政要。
  政治俱乐部、学界加上媒体的三位一体,对于美国政界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而且通过不同的财阀,有的是投资共和党政客的,有的是投资民主党政客的,在需要的时候,这些政客自然会为背后金主的利益而说话。
  因此,届时很多政客会正义地站出来,怒斥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荒唐行径——这些行径,恰恰是美国这些制造业企业真实的状况。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打开美国许多知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惊奇的发现个个都是负资产,而这些企业明明年年赚钱,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每年都“借钱”来回购、注销股票,于是上市公司的资产,就通过这种巧妙的资本游戏被搬空了。这种公司制对于股东们可是好处多多,当股东们都已经提前兑换好了大把好处,企业就成了一个负债的空壳子,随时可以被抛弃,连企业都被抛弃了,一大堆债务,如果美国人都清楚了事实,谁还敢买他们的股票?企业这些年的利润,都通过“借钱”被偿付了出去,留下的都是债务。
  利用媒体和政客的舆论,就能让很多美国制造业企业的股票,暴跌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等到那个时候,再买入这些企业的股票,到可以影响其策略和运营的规模,代价必然是低廉的。
  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还是在的,所以其实还是有价值,所以在债务重组之后,拥有这些企业,并不会造成财务负担。而接下来,才是最后真正地搞垮这些企业,哪怕投资有部分收不回,也没关系。
  美国制造业企业这些年的“金融化”,留下了巨大的破绽,利用好这些破绽,自然就变成了一场秘密战争的主题。
  这样的战略,还留下了两个备手。
  第一个是长期的,制造业遭受重挫,美国必然要想办法复兴,要复兴就得给钱,给钱可以推动底部收购的企业股票大涨,还可以消耗美国的补贴,让美国的血肉无谓地损耗。此所谓“用美国的钱做自己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降低美国吸纳制造业资本的融资能力。大家的股价都低,估值不高,融资规模就有限,资本少了,投资的规模就必然缩减,包括那些从欧洲跑来的资本也是一样,难道纯粹靠自身的本钱来做长期投资吗?
  整个策略,除了打击美国的实业资本也就是制造业资本以外,另外一方面的潜在目标,就是试图引发美国的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了。
  去年美国的gdp大约是5.5万亿美元,而国债总额已经接近6万亿美元,超过了gdp的总量。但美国除此之外,企业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而家庭债务(所谓消费债务)超过了3万亿美元,总的三大债务,差不多达到了11.3万亿美元,大约是gdp的2倍。
  所以美国的数据中,蕴含着极大的债务危机。这与原时空不同,原时空靠的是美国的全球霸权来强行维持,别人还没办法戳破美国的债务危机。但新时空的条件下,美国却未必能避免一场债务危机。
  相对而言,美国的企业债还算好,无非是把企业掏空成了空壳子,利益转移到了股东的身上,要是债务被戳破,破产重组就是了,上述的策略已经考虑了企业债务危机的情况。
  但美国的家庭债务中,蕴含着长期的可利用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唯一扩展消费的方法,就是鼓励家庭贷款消费,给予优惠利率,银行甚至不惜倒贴。如果基准利率下降,银行为了赚回来,是不会同意过去已经与消费者签约的固定利率的。只会对新的消费项目,按照新利率设定服务。
  所以既有家庭债务的利息负担,仍然是沉重的。财团们需要做的,无非是长期性的两端挤压:一方面制造业无法复兴,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在降息环境下也不会有多少扩张,老板们雇佣就会谨慎;另一方面,降息后,流动性宽松,所以资产价格上涨,如果中国在全球推动大宗物资相对于美元的上涨,就能对美国形成“输入型通膨”,使得美国人负担加重,薪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从而诱发危机。
  当然,一下子没有诱发危机,也没有什么可懊悔的,因为至少加重了危机的可能性。而美国这样发展下去,危机爆发也是迟早的——没有全球霸权,但债务无比沉重,原盟友们纷纷不再愿意以美元作为交易中介和储备货币,去美元化快速发展,再加上产业停滞,最终不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那才是见鬼了呢。
  华尔街机构们,开始了全面准备,美国股市乃至债市的一场人为危机,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