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59节
所以，大致可以总结，就是文明起源于亚洲之中，然后主体入东，为中土文明；支脉流西，为古代西方文明。到现在，古代西方文明已经灭绝，被西方蛮族取代，在其古代灰烬上，发展出现代西方文明。而中土文明则成为唯一还存在并传承的原生文明。
第97章 狼和羊的博弈？
毛泽东想了一会李思华的文明历史论，然而说道：
“你是想发明历史吗？这与现在不管是西方的说法，还是民国的说法，都完全不一样。”
李思华笑了，她说道：“发明这个词用得好。不过这不算是我的臆想。在我穿越前的那个时代，这种猜想已经非常盛行，在国内西部的考古挖掘，也证实这种猜想，有可能是正确的。对于我而言，只是借用而已，因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今天重塑中土的文明和历史观，非常有利。”
“古代文明的起源，由于文字的缺乏，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弄清全部面貌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考古，去窥视那个时代的只鳞片爪。说是管中窥豹，但必然偏差极大。”
“所以呢，就是各取所需。西方现在拼命伪造历史，试图证明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源流，甚至推演到了所谓古埃及身上，意思是还要早于中土文明。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伪史呢？”
“对于我们，西方的历史，不过就是公元1200多年后，蛮荒的蛮族开始崛起，至于公元1200多年前，由于西方历史造假太多，不予承认不予教育，认为那是黑暗原始时代。甚至就连公元本身，也是问题，我们会认为耶稣其实诞生于唐朝武则天之后，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明显受到了武则天时代景教改革后教义的影响。所谓公元，本来就不存在。”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样定义历史，是挖掉了西方文明的根喔，以后西方历史学家知道了，恐怕要恨不得杀了你。”
李思华无所谓地笑了笑，说道：“就让他们去恨吧，他们还是可以灌输自己国民假历史嘛。只不过走出国去，就会遭到质疑。因为我们即使还是穷国，但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对历史的认定，自然会影响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例如阿拉伯世界。”
“我们有真正的史书，对于这种说法，能够提供不少佐证，例如宋史对于凯撒的记载。西方有啥？挖个土洞、树起几根水泥桩子，然后从那里每年炮制出几十件的考古发现？还是号称在海底发现，结果却连海水千年侵蚀痕迹都没有的石碑？还是号称有圣人亚里士多德、用尽了整个古希腊甚至整个欧洲提供羊皮也不够的，居然能流传几千年的三百多万字的著作？还是几千年都不腐朽的清晰得像昨天刚画的埃及壁画？在西方开始历史造假的时候，手法太粗糙，太多的破绽留下，现在想补都补不了。”
“西方历史的真真假假，我们不管，但我们的历史就是如此叙述。自有相信我们历史的人，去挖掘西方伪造的历史，然后怀疑会越来越多，最后他们的历史只能在自己国内，外人都会以为不过是他们发明的。我们才是传承至今的古文明，我们对历史的阐述，才应该是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应该掌握在我们手中。”
“所以建国后，我想将建国前，统一定义为黄帝旧历，而建国开始，则为中华新历，不再使用这个伪造的公元。例如今年1935年，就是黄帝旧历4632年。”
“西方要证明我们的谬误，就去找证据吧。不过他们伪造了那么多历史，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谁会相信他们的所谓证据呢？”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要好好想一想，不过大致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利的。”
定国策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政体问题。
李思华先回顾了影响西方政体的几个主要概念：民主、自由、共和、三权分立，她着重说明的是自己的理解。
“西方的民主显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按其字根，是狂人政治，甚至是放纵的狂人政治。这很有趣，最早他们认为民主基本上就是发疯，一群人在一起能干什么？民主长期以来，在西方上层建筑中的印象不好，例如富兰克林就曾经说过，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商量吃什么，而自由就是一只武装的羊保护自己的财产。”
“类似富兰克林这样人的担心，无非是民主，可能导致穷人夺取他们富人的财富，所以长期以来，主要是推崇自由而否认民主，现在西方往往自称自由世界，还很少说自己是民主世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为了掩饰和包装其对人民的剥削性，会越来越以民主包装自己，而不再仅仅是自由，当然，他们将民主劣化为选票选举，而且会对所谓“民”的构成加以限制。”
“苏联也号称民主，苏联理解的民主，其实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属于人民，这就是民主。”
“毛泽东您提出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掌握权力，掌握政权，实际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叫民本也许更合适，以民为本。”
“至于共和，就是各阶层基于自己的利益，参与协商并达成妥协。共和的性质，关键看能参与共和的，到底是什么阶层。美国就是共和制，但能参与共和的，其实就是资本家统治阶层的不同利益集团。”
“民国追求的也是共和，不过他们的共和，排斥了广大的底层人民，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阀与豪绅们的共和，现在的民国，或许可以称之为党绅社会。”
“共和这个概念，本身是中立的，没有善恶。我们建国，肯定也是共和，只不过我们的共和，将是底层人民内部，包括合法的其它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协商。”
“三权分立，是西方所谓反专制的民主机制。实质上，就是西方上层建筑之间博弈的机制，以避免某一集团独大而其它集团利益受损。名义上的三权分立，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但这根本做不到实质的分立，其实只是一套形式。真正的三权分立，我个人认为是资本权、政府权与民权这三者。”
“资本权是西方实质的最高层权力，只不过由于其剥削性质太过强烈，为了社会稳定，被迫做了些自我限制，否则构成资本权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就会让他们四分五裂，所以博弈之下，产生了另外两种权力，这也算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良性应用吧。”
“一开始，是政府权产生，资本权让渡的权力，被各个利益集团通过政府行政的形式来瓜分，彼此制衡。”
“然后随着世界革命的兴起，尤其是苏联的产生，对于资本主义造成了极大威胁，资本权不得不让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得不让民众有“权力”的感觉，例如可以通过选票选举，否则他们就会人心尽失，民权因而兴起。”
“所以未来，就是资本权与民权的博弈。例如美国，每个总统上台前需要选票，所以会向民权示好，答应一堆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上台后他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就会倒过来向资本权示好，这个时候自然民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呢，慢慢地资本权和民权两头大，政府的权力则越来越小，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三权分立。”
“这种三权分立的存在，其实仰赖于资本权没有掀桌子，其实他们有着最后的控制权。如果社会进入到大危机阶段，影响他们的统治，那个时候就会图穷匕见，只有一权，哪有三权？”
毛泽东静静地听完了李思华的阐述，他精神有点兴奋，背着双手在屋里走了一会，思考着李思华的逻辑，然后严肃地说道：
“所以我们的政体，从文明和历史来看，是必须终结皇绅社会，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阶段，民主或者叫民本是必须的，当然这是我们理解的民主；人民内部也需要协商和博弈，共和是必要的；人民必须始终掌握国家权力，所以专政也是需要的。至于自由和三权分立，那都是西方的伪概念，我们当然不会用。总结下来，其实还是人民民主专政。”
李思华哈哈一笑，说道：“是的，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实可以当成是一个笼栅，人民都生活在笼栅里。上层建筑的政体决定了笼栅的松与紧，过于松，人民之间就会各行其是，没有合力，难以管控。过于紧，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大家都被束缚着。”
“西方的整体，其实原来是紧的，因此遭到了反噬，现在他们放松了一点，不过通过宣传舆论让人民以为是放松了十倍，以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实质利益。”
“我前世时我国的整体，一开始也是紧的，那是一种怕人民受到伤害的紧。不过后来转变后，就变得松了，而且是口头还是说紧，其实很多方面已经松得超过了西方。”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严肃地说道：“所以真正困难的，是名实相符。人民民主专政，说起来很简单，但如何做到，就非常难。”
“在你告诉我的历史中，我们是用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其它阶层意见、隶属于政府的司法系统执行司法，以及政府行政的体系，名义上肯定是完备的，但实质效果，则是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李思华点头，说道：“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多时候被称为橡皮图章。意思是人民代表只不过会举手同意。这种说法当然有所偏颇，实际上，人大有常务委员会，有很多专业委员会，用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方向的提案审核，只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人大代表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代表性。后世有一个阶段，人大代表简直成了所谓先进的代表，例如什么私人企业家，企业做大了，就能变成人大代表，简直莫名其妙，他们凭什么是人民的代表呢？他们凭什么代表先进？人民代表，不应该是底层人民自己的代表吗？”
“但是，如果真的是底层人民的代表，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即专业性。人大审核的各种法律和提案，他们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听不懂，自然也就易于被有心人操纵，所以才会是橡皮图章。”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限制性，一般的人大代表，平时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有关人大的事情上呢？例如要花时间去调研某种现象。而如果是专业的脱产的人大代表，其实又失去了代表性。”
“第三个问题，是随众性。对于不懂的法律或者提案，他们本能地就是看其他人同意与否，如果其他人同意，那么他们本能地也就会举手同意。”
最后李思华总结说：“从后世的实践来看，这三个问题，很难克服。美国的立法，则是专业政客们之间的博弈，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选出来的专业打手，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形式上，把权力交给人民，可是他们真的还不会行使权力，所以教育才是根本啊。”
李思华摇摇头，说道：“恐怕教育，也未必能解决这三个问题。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肯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帮助的，但是人的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其实还是达不到完全的要求。”
“所以我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例如通轻否重原则。建立一只包括多个专业的专业调研团队，对于人大的法律和提案进行专业调研，提供专业委员会进行立法，立法很容易被通过，此所谓通轻；但是法律只能试行3年，人大代表们，必然有一部分，会在试行中，体验到法律的好与坏，3年后再进行调研，然后对法律正式进行表决，只要一小部分的人大代表反对，则法律作废重修。这就是通轻否重，通过不重要，否决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人大的底层人民代表性，后世农民的代表有多少？按照人口的比例简直是少得可怜，那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呢？所以要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而且要真的是农民代表，而不是干部代表。教育就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就不会是什么都不懂，被人糊弄。”
“再就是，坚持人大代表的独立性。党要建立起一套底层的选举体制，让候选人，被选区的广大农民所熟悉，而不是简单递给农民选票，上面有几个人，让他随便勾选，那有什么用呢？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在选举前，党的基层组织，要对人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教育，向他们介绍选区候选人提出的主要主张、意见，这样底层人民才会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选择。”
“这样选出的人大代表，党组织就要保护他的独立性，例如他的意见，违反了政府目前的政策，这可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要让他说出来，到人大来进行决策。”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他认为自己还大大低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难度，未来这应该是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的是不断改进。
李思华接着介绍了她在海南和缅甸，对于司法和执法模式的建构，重点是“事实正义”原则，和执行上的民事侦缉警察体系。
在政府方面，则是坚持“党大、政府小”的二元体制，党应该坚持对政治权力上重要部分的全面掌握，不能让党变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让政府就变成了党的附庸，两者各有独立性，这也是一种制衡。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搞法，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恐怕会有郁闷，政府受到的限制很多，似乎不如在党内工作来得舒畅唷。有的同志说，到了政府，发现自己真的是去当公仆了，谁都来踩一脚。”
李思华也笑了，说道：“确实，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是现实执行政策，每天都会碰到小问题，而权力有限，自然郁闷可能较多。党嘛，决定方针政策，要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不过我相信，最后总会达成了一种合理的惯性和习惯，就像是银行的业务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行政可不是打仗，要甩开膀子大干，几乎是不现实的，相比军事，更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们太多同志都是来自部队，暂时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所以总结你对我们的政体的思路：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上首先就是调研—专业委员—人民代表，进行通与否博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立法权；然后是调研—法院加检察院的事实正义的司法体系，这是司法权；最后则是党大政府小的二元行政体系，这是行政权。这就是我们特色的三权分立。”
李思华拍了一下手，赞许：“主席您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她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司法体系中是否要加入律师辩护，我还没有想好。律师对于案件当事人的权益，理论上是一种保护。而且普通人很难懂法，很多情况下，也需要律师这样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协助。但律师很容易变成讼棍，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当事人在寻找法律的漏洞，用说词来尽量减轻罪犯的刑罚，所以正负的效应都很明显。美国普遍使用律师，现在泛滥的情况大量出现，实际上让社会法律的成本大大上升，而且富人借助律师的协助，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所以短期我是没有引入律师体制，可能需要未来再斟酌考虑。”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道：“政体，是国家之根本，老百姓对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对国家的影响极为深远，国家朝什么方向走，就是政体决定的。不可不慎，我们需要广泛地从同志中征求意见，在建国前不断辩论和完善，以求在打这个基础的时候，就能比较完备，以免未来走偏。你这个方案，恐怕争论会非常大，心里要准备好。”
李思华点头，她当然知道，这等国家根本大事，绝无可能让自己一意孤行，一定要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第98章 六千万人的大流动
现代社会驱动政治的，几乎都是政党。
李思华说：“现代政党，一种是以美国的两党制为代表，他们每4年一次竞选，轮流执政；另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共产党一党制；国民党实际上是一党制，但允许了剥削食利阶层的一些其它利益团体，成立其它的党，参与政治，但军队是党军，其它党派无权干涉，所以还有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声音。”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共产党以一党制为主，是必然的，难道还能有两个代表底层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团体吗？如果真的有，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我们的军队也是党军，军队是保障底层人民利益的，不可能让其它阶层干预，否则我们党，不就成了虚的吗？”
李思华接着说：“所以核心问题就是两个，第一是一党制下如何保证党组织的清廉、活力、效率和能力；第二是要不要像国民党一样，允许代表其它阶层利益的政党存在并参与政治。国民党的一党制，弊端是非常明显的，腐败透顶，也根本没有所谓效率和能力。”
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一定要强调纪律和教育，不能保持革命思想的干部，必须要从党内不断清除出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你那个纪律委员会加上监察部门的体制不错嘛，这个体制配合上每个部门每一层级的调研机构，以及定期和突击的专业财务审计，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腐败。另外，我同意对于腐败，在法律上归入重罪，严惩不贷。至于其它党派，我是倾向于赞成让其存在的，至少可以对我党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嘛，而且这些阶层也需要有自己人，代表他们说话。”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主席啊，你可能有点太乐观啊。”
毛泽东哈哈一笑，他又抓起一只烟，熟练地用火柴点上，往椅子后背一靠，有点眯着眼，然后说道：“这个我知道，对于你告诉我后世的腐败情形，确实是触目惊心，搞到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种大面积的坍塌，已经不是反腐体制的问题，而是大面积信仰崩塌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文革最后失败，只好改革开放，面对西方，一时没有了信心，信仰就此没了，监督机制当然也就不起作用了。”
这些天连续思考下来，毛泽东对于文革失败，他的路线在其后被扭转的这段历史，已经能够坦然相对。毕竟，在今世，一切尚未发生，还来得及思考新的路径不是吗？
李思华笑了笑，说：“是的，我们在机制方面，能做的只是尽量建立起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多元化监督机制。而根本上，还是需要我们的党，整体能够始终保证信仰和战斗力。”
“一个组织，蓬勃向上的时候，腐败自然难以发生。因为绝大多数成员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上进求好，自然对于腐败难以容忍；相反，如果一个组织坠落向下的时候，很多成员失去了希望，他们就会对于类似腐败这样的情形视而不见，甚至自己参与腐败，对于前景没希望，捞钱就变成他们最现实的选择了。”
“不过，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个方面，我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有点诧异：“那你说道说道。”
李思华说：“如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让我党的一党制，在外界例如西方那里看起来好看一些，民主色彩浓一些，我不反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不过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作用。不过我需要提醒的是，要避免民主党派，对我党的腐蚀以及对政策方针的扭曲。”
毛泽东的脸色严峻起来：“你继续说吧。”
李思华：“包括周恩来等很多同志，一向主张在抗日大局面前，要有统一战线。但我认为，所谓统一战线的作用，大概也仅此而已，在抵御外辱之外，统一战线的存在，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要注意到，民主党派，他们的立场，是基于他们代表的利益团体的，有些甚至不能说是代表某个阶层，实际上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这些利益团体，大量地属于剥削食利阶层，与我党保持所谓良好关系的民主党派，其背后的利益团体，大约也不过是所谓良绅而已。”
“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本质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底层人民利益的方向是冲突的、不一致的。为此维持统一战线，只不过让他们能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政策、方针，使之偏向他们所代表的方向。”
“这倒罢了，为自身谋利，本来就是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利用国家发展中的失误，传播不良的舆论，影响教育的方向和内容。前世1957年的反右，难道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吗？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被迫出手，还不如预防在前。”
“我对于这种思想上的破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教育上走的方向，一向是组织自己培养人才，无论是理工科的高端人才，技术人员，还是现在开始的社会科学和文科教育，尽量少用这些旧时代的文人。甚至对于中小学课本，我都要亲自审核，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思想的破坏。他们无从影响我们当前的政策之下，要防止他们影响下一代，影响整体的社会舆论。他们无从用枪炮打倒我们，就会想着用语言和思想，逐步打倒我们。”
“我对于所谓民国的大师及其徒子徒孙，是非常讨厌的。前世很多后来不好的思想源流，就是他们在学生中，一代代推陈出新的，例如胡适这个汉奸，到我穿越前还有人歌颂他，仰慕他所谓的只管自己、不用管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主义。所以这不是政治分肥的问题，这是影响未来百年人心基础的大问题。”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严峻，他想起了李思华谈过的一些前世历史中的事件。
李思华：“当然，国民不止于底层的人民，还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我们应该建立起合理的机制，吸纳他们的合理建议和诉求，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这未必需要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后患无穷的模式来实现。”
“尤其是我们的有些举措，让我迷惑不解。例如前世，我党鼓励追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不是吸收他们入党，而是鼓励他们去加入所谓六三学社，这算什么？是我党的组织，天生排斥高级知识分子呢？还是觉得他们都属于另一个阶级，要自己组织起来，与我党博弈？自己去制造出一个可能与我党路线不同的政治组织，不说是蠢吧，我也很难有高的评价。”
“所以我是不同意民主党派参政的，这种政治分肥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当然议政是可以的，现在对于西南的一些所谓名流，我们是邀请他们作为各级政府的咨议，但也仅此而已。”
“另外，我还有个策略，计划将这个阶层的人士，尽量送走，等过两天，我们谈地缘战略的时候，再具体和您协商。很多同志认为这些民主党派中不乏精英和可用的人才，我是不做此想的，人才和精英，我们可以自己培养。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人才和精英，也许对我们的破坏性更大。”
毛泽东点头，说道：“不过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还是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可以减少革命胜利的阻碍。”
李思华却摇摇头：“确实可能减少了革命胜利前的阻碍，但也可能导致革命胜利后十倍的代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作品《断头王后》中，对于那个王后，有一句评价的名言‘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可担心，未来我们未必能付得起这个价格。”
毛泽东哈哈大笑，指着李思华说：“你啊，就是一个死硬派！王霸之道，你就是霸道！还是想以力胜之啊。”
政党之后问题，是军事和军队。
李思华首先总结了前世人民军队的发展路线：
“在我穿越前所了解的，毛泽东您布局的人民军队，其实与西华现在的军队格局，是差不多的三级体系，野战部队、地方游击部队，再到地方民兵。”
“但是发展到后来，这一套人民军队体系，确实已经名存实亡，尤其是民兵组织。”
“我认为，后来的军队实际上是野战部队加上武警部队的两层体系，而第三层民兵，虽然在地方人民武装部名义上还有预备役部队，其实与原来的民兵相比，根本就没有太多继承性了，只有局部地域由于需要，例如海上民兵，还存在少数组织。”
“为什么民兵会逐渐消亡呢？因为上层建筑变化后，发现民兵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在国家逐渐强大的背景下，敌国入侵我国内地的风险逐渐降低，而战争向高技术化发展的趋势，两重因素作用下，使得维持庞大的民兵体系，似乎没有作用。所以先是停止了民兵的武装化，然后逐渐自然地减少了民兵的存在。”
第97章 狼和羊的博弈？
毛泽东想了一会李思华的文明历史论，然而说道：
“你是想发明历史吗？这与现在不管是西方的说法，还是民国的说法，都完全不一样。”
李思华笑了，她说道：“发明这个词用得好。不过这不算是我的臆想。在我穿越前的那个时代，这种猜想已经非常盛行，在国内西部的考古挖掘，也证实这种猜想，有可能是正确的。对于我而言，只是借用而已，因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今天重塑中土的文明和历史观，非常有利。”
“古代文明的起源，由于文字的缺乏，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弄清全部面貌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考古，去窥视那个时代的只鳞片爪。说是管中窥豹，但必然偏差极大。”
“所以呢，就是各取所需。西方现在拼命伪造历史，试图证明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源流，甚至推演到了所谓古埃及身上，意思是还要早于中土文明。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伪史呢？”
“对于我们，西方的历史，不过就是公元1200多年后，蛮荒的蛮族开始崛起，至于公元1200多年前，由于西方历史造假太多，不予承认不予教育，认为那是黑暗原始时代。甚至就连公元本身，也是问题，我们会认为耶稣其实诞生于唐朝武则天之后，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明显受到了武则天时代景教改革后教义的影响。所谓公元，本来就不存在。”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样定义历史，是挖掉了西方文明的根喔，以后西方历史学家知道了，恐怕要恨不得杀了你。”
李思华无所谓地笑了笑，说道：“就让他们去恨吧，他们还是可以灌输自己国民假历史嘛。只不过走出国去，就会遭到质疑。因为我们即使还是穷国，但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对历史的认定，自然会影响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例如阿拉伯世界。”
“我们有真正的史书，对于这种说法，能够提供不少佐证，例如宋史对于凯撒的记载。西方有啥？挖个土洞、树起几根水泥桩子，然后从那里每年炮制出几十件的考古发现？还是号称在海底发现，结果却连海水千年侵蚀痕迹都没有的石碑？还是号称有圣人亚里士多德、用尽了整个古希腊甚至整个欧洲提供羊皮也不够的，居然能流传几千年的三百多万字的著作？还是几千年都不腐朽的清晰得像昨天刚画的埃及壁画？在西方开始历史造假的时候，手法太粗糙，太多的破绽留下，现在想补都补不了。”
“西方历史的真真假假，我们不管，但我们的历史就是如此叙述。自有相信我们历史的人，去挖掘西方伪造的历史，然后怀疑会越来越多，最后他们的历史只能在自己国内，外人都会以为不过是他们发明的。我们才是传承至今的古文明，我们对历史的阐述，才应该是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应该掌握在我们手中。”
“所以建国后，我想将建国前，统一定义为黄帝旧历，而建国开始，则为中华新历，不再使用这个伪造的公元。例如今年1935年，就是黄帝旧历4632年。”
“西方要证明我们的谬误，就去找证据吧。不过他们伪造了那么多历史，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谁会相信他们的所谓证据呢？”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要好好想一想，不过大致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利的。”
定国策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政体问题。
李思华先回顾了影响西方政体的几个主要概念：民主、自由、共和、三权分立，她着重说明的是自己的理解。
“西方的民主显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按其字根，是狂人政治，甚至是放纵的狂人政治。这很有趣，最早他们认为民主基本上就是发疯，一群人在一起能干什么？民主长期以来，在西方上层建筑中的印象不好，例如富兰克林就曾经说过，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商量吃什么，而自由就是一只武装的羊保护自己的财产。”
“类似富兰克林这样人的担心，无非是民主，可能导致穷人夺取他们富人的财富，所以长期以来，主要是推崇自由而否认民主，现在西方往往自称自由世界，还很少说自己是民主世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为了掩饰和包装其对人民的剥削性，会越来越以民主包装自己，而不再仅仅是自由，当然，他们将民主劣化为选票选举，而且会对所谓“民”的构成加以限制。”
“苏联也号称民主，苏联理解的民主，其实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属于人民，这就是民主。”
“毛泽东您提出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掌握权力，掌握政权，实际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叫民本也许更合适，以民为本。”
“至于共和，就是各阶层基于自己的利益，参与协商并达成妥协。共和的性质，关键看能参与共和的，到底是什么阶层。美国就是共和制，但能参与共和的，其实就是资本家统治阶层的不同利益集团。”
“民国追求的也是共和，不过他们的共和，排斥了广大的底层人民，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阀与豪绅们的共和，现在的民国，或许可以称之为党绅社会。”
“共和这个概念，本身是中立的，没有善恶。我们建国，肯定也是共和，只不过我们的共和，将是底层人民内部，包括合法的其它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协商。”
“三权分立，是西方所谓反专制的民主机制。实质上，就是西方上层建筑之间博弈的机制，以避免某一集团独大而其它集团利益受损。名义上的三权分立，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但这根本做不到实质的分立，其实只是一套形式。真正的三权分立，我个人认为是资本权、政府权与民权这三者。”
“资本权是西方实质的最高层权力，只不过由于其剥削性质太过强烈，为了社会稳定，被迫做了些自我限制，否则构成资本权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就会让他们四分五裂，所以博弈之下，产生了另外两种权力，这也算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良性应用吧。”
“一开始，是政府权产生，资本权让渡的权力，被各个利益集团通过政府行政的形式来瓜分，彼此制衡。”
“然后随着世界革命的兴起，尤其是苏联的产生，对于资本主义造成了极大威胁，资本权不得不让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得不让民众有“权力”的感觉，例如可以通过选票选举，否则他们就会人心尽失，民权因而兴起。”
“所以未来，就是资本权与民权的博弈。例如美国，每个总统上台前需要选票，所以会向民权示好，答应一堆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上台后他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就会倒过来向资本权示好，这个时候自然民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呢，慢慢地资本权和民权两头大，政府的权力则越来越小，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三权分立。”
“这种三权分立的存在，其实仰赖于资本权没有掀桌子，其实他们有着最后的控制权。如果社会进入到大危机阶段，影响他们的统治，那个时候就会图穷匕见，只有一权，哪有三权？”
毛泽东静静地听完了李思华的阐述，他精神有点兴奋，背着双手在屋里走了一会，思考着李思华的逻辑，然后严肃地说道：
“所以我们的政体，从文明和历史来看，是必须终结皇绅社会，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阶段，民主或者叫民本是必须的，当然这是我们理解的民主；人民内部也需要协商和博弈，共和是必要的；人民必须始终掌握国家权力，所以专政也是需要的。至于自由和三权分立，那都是西方的伪概念，我们当然不会用。总结下来，其实还是人民民主专政。”
李思华哈哈一笑，说道：“是的，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实可以当成是一个笼栅，人民都生活在笼栅里。上层建筑的政体决定了笼栅的松与紧，过于松，人民之间就会各行其是，没有合力，难以管控。过于紧，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大家都被束缚着。”
“西方的整体，其实原来是紧的，因此遭到了反噬，现在他们放松了一点，不过通过宣传舆论让人民以为是放松了十倍，以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实质利益。”
“我前世时我国的整体，一开始也是紧的，那是一种怕人民受到伤害的紧。不过后来转变后，就变得松了，而且是口头还是说紧，其实很多方面已经松得超过了西方。”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严肃地说道：“所以真正困难的，是名实相符。人民民主专政，说起来很简单，但如何做到，就非常难。”
“在你告诉我的历史中，我们是用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其它阶层意见、隶属于政府的司法系统执行司法，以及政府行政的体系，名义上肯定是完备的，但实质效果，则是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李思华点头，说道：“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多时候被称为橡皮图章。意思是人民代表只不过会举手同意。这种说法当然有所偏颇，实际上，人大有常务委员会，有很多专业委员会，用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方向的提案审核，只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人大代表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代表性。后世有一个阶段，人大代表简直成了所谓先进的代表，例如什么私人企业家，企业做大了，就能变成人大代表，简直莫名其妙，他们凭什么是人民的代表呢？他们凭什么代表先进？人民代表，不应该是底层人民自己的代表吗？”
“但是，如果真的是底层人民的代表，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即专业性。人大审核的各种法律和提案，他们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听不懂，自然也就易于被有心人操纵，所以才会是橡皮图章。”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限制性，一般的人大代表，平时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有关人大的事情上呢？例如要花时间去调研某种现象。而如果是专业的脱产的人大代表，其实又失去了代表性。”
“第三个问题，是随众性。对于不懂的法律或者提案，他们本能地就是看其他人同意与否，如果其他人同意，那么他们本能地也就会举手同意。”
最后李思华总结说：“从后世的实践来看，这三个问题，很难克服。美国的立法，则是专业政客们之间的博弈，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选出来的专业打手，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形式上，把权力交给人民，可是他们真的还不会行使权力，所以教育才是根本啊。”
李思华摇摇头，说道：“恐怕教育，也未必能解决这三个问题。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肯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帮助的，但是人的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其实还是达不到完全的要求。”
“所以我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例如通轻否重原则。建立一只包括多个专业的专业调研团队，对于人大的法律和提案进行专业调研，提供专业委员会进行立法，立法很容易被通过，此所谓通轻；但是法律只能试行3年，人大代表们，必然有一部分，会在试行中，体验到法律的好与坏，3年后再进行调研，然后对法律正式进行表决，只要一小部分的人大代表反对，则法律作废重修。这就是通轻否重，通过不重要，否决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人大的底层人民代表性，后世农民的代表有多少？按照人口的比例简直是少得可怜，那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呢？所以要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而且要真的是农民代表，而不是干部代表。教育就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就不会是什么都不懂，被人糊弄。”
“再就是，坚持人大代表的独立性。党要建立起一套底层的选举体制，让候选人，被选区的广大农民所熟悉，而不是简单递给农民选票，上面有几个人，让他随便勾选，那有什么用呢？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在选举前，党的基层组织，要对人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教育，向他们介绍选区候选人提出的主要主张、意见，这样底层人民才会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选择。”
“这样选出的人大代表，党组织就要保护他的独立性，例如他的意见，违反了政府目前的政策，这可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要让他说出来，到人大来进行决策。”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他认为自己还大大低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难度，未来这应该是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的是不断改进。
李思华接着介绍了她在海南和缅甸，对于司法和执法模式的建构，重点是“事实正义”原则，和执行上的民事侦缉警察体系。
在政府方面，则是坚持“党大、政府小”的二元体制，党应该坚持对政治权力上重要部分的全面掌握，不能让党变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让政府就变成了党的附庸，两者各有独立性，这也是一种制衡。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搞法，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恐怕会有郁闷，政府受到的限制很多，似乎不如在党内工作来得舒畅唷。有的同志说，到了政府，发现自己真的是去当公仆了，谁都来踩一脚。”
李思华也笑了，说道：“确实，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是现实执行政策，每天都会碰到小问题，而权力有限，自然郁闷可能较多。党嘛，决定方针政策，要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不过我相信，最后总会达成了一种合理的惯性和习惯，就像是银行的业务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行政可不是打仗，要甩开膀子大干，几乎是不现实的，相比军事，更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们太多同志都是来自部队，暂时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所以总结你对我们的政体的思路：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上首先就是调研—专业委员—人民代表，进行通与否博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立法权；然后是调研—法院加检察院的事实正义的司法体系，这是司法权；最后则是党大政府小的二元行政体系，这是行政权。这就是我们特色的三权分立。”
李思华拍了一下手，赞许：“主席您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她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司法体系中是否要加入律师辩护，我还没有想好。律师对于案件当事人的权益，理论上是一种保护。而且普通人很难懂法，很多情况下，也需要律师这样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协助。但律师很容易变成讼棍，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当事人在寻找法律的漏洞，用说词来尽量减轻罪犯的刑罚，所以正负的效应都很明显。美国普遍使用律师，现在泛滥的情况大量出现，实际上让社会法律的成本大大上升，而且富人借助律师的协助，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所以短期我是没有引入律师体制，可能需要未来再斟酌考虑。”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道：“政体，是国家之根本，老百姓对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对国家的影响极为深远，国家朝什么方向走，就是政体决定的。不可不慎，我们需要广泛地从同志中征求意见，在建国前不断辩论和完善，以求在打这个基础的时候，就能比较完备，以免未来走偏。你这个方案，恐怕争论会非常大，心里要准备好。”
李思华点头，她当然知道，这等国家根本大事，绝无可能让自己一意孤行，一定要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第98章 六千万人的大流动
现代社会驱动政治的，几乎都是政党。
李思华说：“现代政党，一种是以美国的两党制为代表，他们每4年一次竞选，轮流执政；另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共产党一党制；国民党实际上是一党制，但允许了剥削食利阶层的一些其它利益团体，成立其它的党，参与政治，但军队是党军，其它党派无权干涉，所以还有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声音。”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共产党以一党制为主，是必然的，难道还能有两个代表底层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团体吗？如果真的有，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我们的军队也是党军，军队是保障底层人民利益的，不可能让其它阶层干预，否则我们党，不就成了虚的吗？”
李思华接着说：“所以核心问题就是两个，第一是一党制下如何保证党组织的清廉、活力、效率和能力；第二是要不要像国民党一样，允许代表其它阶层利益的政党存在并参与政治。国民党的一党制，弊端是非常明显的，腐败透顶，也根本没有所谓效率和能力。”
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一定要强调纪律和教育，不能保持革命思想的干部，必须要从党内不断清除出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你那个纪律委员会加上监察部门的体制不错嘛，这个体制配合上每个部门每一层级的调研机构，以及定期和突击的专业财务审计，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腐败。另外，我同意对于腐败，在法律上归入重罪，严惩不贷。至于其它党派，我是倾向于赞成让其存在的，至少可以对我党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嘛，而且这些阶层也需要有自己人，代表他们说话。”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主席啊，你可能有点太乐观啊。”
毛泽东哈哈一笑，他又抓起一只烟，熟练地用火柴点上，往椅子后背一靠，有点眯着眼，然后说道：“这个我知道，对于你告诉我后世的腐败情形，确实是触目惊心，搞到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种大面积的坍塌，已经不是反腐体制的问题，而是大面积信仰崩塌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文革最后失败，只好改革开放，面对西方，一时没有了信心，信仰就此没了，监督机制当然也就不起作用了。”
这些天连续思考下来，毛泽东对于文革失败，他的路线在其后被扭转的这段历史，已经能够坦然相对。毕竟，在今世，一切尚未发生，还来得及思考新的路径不是吗？
李思华笑了笑，说：“是的，我们在机制方面，能做的只是尽量建立起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多元化监督机制。而根本上，还是需要我们的党，整体能够始终保证信仰和战斗力。”
“一个组织，蓬勃向上的时候，腐败自然难以发生。因为绝大多数成员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上进求好，自然对于腐败难以容忍；相反，如果一个组织坠落向下的时候，很多成员失去了希望，他们就会对于类似腐败这样的情形视而不见，甚至自己参与腐败，对于前景没希望，捞钱就变成他们最现实的选择了。”
“不过，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个方面，我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有点诧异：“那你说道说道。”
李思华说：“如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让我党的一党制，在外界例如西方那里看起来好看一些，民主色彩浓一些，我不反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不过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作用。不过我需要提醒的是，要避免民主党派，对我党的腐蚀以及对政策方针的扭曲。”
毛泽东的脸色严峻起来：“你继续说吧。”
李思华：“包括周恩来等很多同志，一向主张在抗日大局面前，要有统一战线。但我认为，所谓统一战线的作用，大概也仅此而已，在抵御外辱之外，统一战线的存在，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要注意到，民主党派，他们的立场，是基于他们代表的利益团体的，有些甚至不能说是代表某个阶层，实际上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这些利益团体，大量地属于剥削食利阶层，与我党保持所谓良好关系的民主党派，其背后的利益团体，大约也不过是所谓良绅而已。”
“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本质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底层人民利益的方向是冲突的、不一致的。为此维持统一战线，只不过让他们能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政策、方针，使之偏向他们所代表的方向。”
“这倒罢了，为自身谋利，本来就是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利用国家发展中的失误，传播不良的舆论，影响教育的方向和内容。前世1957年的反右，难道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吗？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被迫出手，还不如预防在前。”
“我对于这种思想上的破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教育上走的方向，一向是组织自己培养人才，无论是理工科的高端人才，技术人员，还是现在开始的社会科学和文科教育，尽量少用这些旧时代的文人。甚至对于中小学课本，我都要亲自审核，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思想的破坏。他们无从影响我们当前的政策之下，要防止他们影响下一代，影响整体的社会舆论。他们无从用枪炮打倒我们，就会想着用语言和思想，逐步打倒我们。”
“我对于所谓民国的大师及其徒子徒孙，是非常讨厌的。前世很多后来不好的思想源流，就是他们在学生中，一代代推陈出新的，例如胡适这个汉奸，到我穿越前还有人歌颂他，仰慕他所谓的只管自己、不用管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主义。所以这不是政治分肥的问题，这是影响未来百年人心基础的大问题。”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严峻，他想起了李思华谈过的一些前世历史中的事件。
李思华：“当然，国民不止于底层的人民，还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我们应该建立起合理的机制，吸纳他们的合理建议和诉求，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这未必需要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后患无穷的模式来实现。”
“尤其是我们的有些举措，让我迷惑不解。例如前世，我党鼓励追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不是吸收他们入党，而是鼓励他们去加入所谓六三学社，这算什么？是我党的组织，天生排斥高级知识分子呢？还是觉得他们都属于另一个阶级，要自己组织起来，与我党博弈？自己去制造出一个可能与我党路线不同的政治组织，不说是蠢吧，我也很难有高的评价。”
“所以我是不同意民主党派参政的，这种政治分肥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当然议政是可以的，现在对于西南的一些所谓名流，我们是邀请他们作为各级政府的咨议，但也仅此而已。”
“另外，我还有个策略，计划将这个阶层的人士，尽量送走，等过两天，我们谈地缘战略的时候，再具体和您协商。很多同志认为这些民主党派中不乏精英和可用的人才，我是不做此想的，人才和精英，我们可以自己培养。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人才和精英，也许对我们的破坏性更大。”
毛泽东点头，说道：“不过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还是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可以减少革命胜利的阻碍。”
李思华却摇摇头：“确实可能减少了革命胜利前的阻碍，但也可能导致革命胜利后十倍的代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作品《断头王后》中，对于那个王后，有一句评价的名言‘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可担心，未来我们未必能付得起这个价格。”
毛泽东哈哈大笑，指着李思华说：“你啊，就是一个死硬派！王霸之道，你就是霸道！还是想以力胜之啊。”
政党之后问题，是军事和军队。
李思华首先总结了前世人民军队的发展路线：
“在我穿越前所了解的，毛泽东您布局的人民军队，其实与西华现在的军队格局，是差不多的三级体系，野战部队、地方游击部队，再到地方民兵。”
“但是发展到后来，这一套人民军队体系，确实已经名存实亡，尤其是民兵组织。”
“我认为，后来的军队实际上是野战部队加上武警部队的两层体系，而第三层民兵，虽然在地方人民武装部名义上还有预备役部队，其实与原来的民兵相比，根本就没有太多继承性了，只有局部地域由于需要，例如海上民兵，还存在少数组织。”
“为什么民兵会逐渐消亡呢？因为上层建筑变化后，发现民兵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在国家逐渐强大的背景下，敌国入侵我国内地的风险逐渐降低，而战争向高技术化发展的趋势，两重因素作用下，使得维持庞大的民兵体系，似乎没有作用。所以先是停止了民兵的武装化，然后逐渐自然地减少了民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