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46节
理解原理，就要先理解2个问题，即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以及对利己主义的利用和约束。
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有一种简单的想法，经济组织的细胞是企业，那既然革命是建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那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保留肯定有剥削性的私有企业呢？
关于公有制的革命理论是一种哲学，哲学则是关于定义边界的学问。公有制也有它的边界，它不是万能的，实际上，至少在现在的现实中，其缺陷和弊端并不容易克服。
如果我们采用完全的公有制，实际上连货币都不必有，只要内部有一套产品和物资交换机制就可以，但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一潭死水，难以面对科技不断改变世界的现实。
公有制企业是偏向于强调公平的，公平与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并不容易做到平衡。在公有制企业内部，一定的平均主义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可能造成懈怠和大锅饭，造成管理层个人的奋斗精神不足，不做不错、做了多错，不敢冒险，不敢对于不确定性的创新去投入，导致企业的竞争性不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了唯一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不是创新和发展，尤其是那种最重要的“颠覆式创新”或者叫“破坏式创新”，很难发生在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国企的领导，怎么可能去摧毁自己原来的生产基础，而却赌博创新呢？
我们当然会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激励机制，去改善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但要注意，由于先天性的偏向公平，只能改善和完善，却无法做到根除所有的弊病。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偏向于效率、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企业，在公有制企业内，我们会设法创造一些偏向效率创新和竞争的企业。但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民间和私人企业加入进来，同志们都听说过“鲶鱼效应”，民营企业就是社会经济组织上的鲶鱼，通过它们的竞争和发展，激活整个社会经济，倒逼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对民营企业的利用，其实根本上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我们在以往的教育中反复强调，利己主义不是坏事，绝对的完全的利己主义才是恶。
几乎是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扪心自问，自己参加革命，最早是没有利己主义动机吗？多少出身贫苦的同志，其最初参与革命的动机，就是眼看着自己和家人生活困苦、朝不保夕，而那些地主老财穷奢极欲，靠着剥削，享受着人上人的生活。所以自然会产生疑问：凭什么自己要忍受这样的剥削和生活呢？这就是最早最原初的利己主义革命动机——要通过革命，打到地主老财，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生活。
所以追求财富，几乎是绝大多数自然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思想本能上的渴望。当然如果觉得财富这个词，对于革命同志太刺耳，那么换成“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就顺耳多了？
民营企业的优势，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更有效率。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多半因为对于财富强烈的追逐，从而愿意寻找一切市场机会，愿意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愿意冒险和创新。这种“赌徒”一样的精神，确实很难在公有制企业内形成，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民营企业有必要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和激励它们的创新性和高效率，而要防止的，则是它们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和对人民体制的腐蚀。
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搭配，基本上是公有制企业倾向于掌握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掌握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战略科技，创造低成本高覆盖的平台，例如全国的铁路网和通讯网，利润上则必须服务和补贴底层人民。而私有制企业，则应该是追逐最新科技、新商业模式、创新消费品等方面，弥补民生不足，和创造国家新的科技突破方向。
所以，原理就是这两个，弥补公有制的缺陷，以及利用利己主义的激励。
知道了原理，我们就可以定义经济组织的原则。
以美国为例，其经济组织即企业的原则是，没有上限，下限很低。所谓没有上限，是他们充分鼓励利己主义，资本家创立企业赚到的利润，支付薪资和税收后，都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能做得多大，就有匹配规模的财富。下限很低，则是不限制剥削，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工人要么失业，要么低薪，维持生计都很困难。
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美国的统治阶层，就是一帮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他们相信的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通过充分的博弈，每个人就会找到自己利己的边界并约束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了边界，那么利己反而会遭到损失。这样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调整，让社会经济的组织有效率。
我们不能说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它的优势，它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
但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知道，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体制，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看不见的手，需要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每个参与竞争的企业，并没有除了市场定价以外的其它定价权。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摩根到洛克菲勒，美国的大财阀们逐渐形成了垄断，垄断就意味着定价权被少数人控制，市场不再自由，而是垄断，于是产品的利润去向发生了改变，被一小撮实现垄断的寡头攫取。这样本来一大群的完全利己主义者发现，实际上利润或者说财富，已经被一小撮利己主义者攫取。而他们接下来的利己主义，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体制会因此而衰败。
回到我们根据地。我党的革命原则是要通过工农联盟，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可能学美国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式的残酷竞争的经济组织体制。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上限有顶，下限抬高。
何谓上限有顶？同志们知道，我们制定了对于民营企业创始人、高管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这三种企业的“特殊阶层”的利益限制，主要就是两条：
一、三种人个人的股权和分红收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台阶式缩小，大型企业的收益比例，在科技型企业，不得超过2%的股权分配；在其它行业例如房地产行业，不得超过1%的股权分配。而全部三种人获得的大型企业的全部股权，不得超过企业股权的5%。
二、三种人个人的日常薪资收入，创始人和主要技术提供者，不得超过企业员工薪资平均水平的10倍，高管和其它人员不得超过5倍。
反过来，何谓下限抬高？因为我们要保护民营企业中，底层员工的利益，必须让他们的薪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所以劳动局要有最低工资保护，而这个最低工资，不是拍脑袋瞎想的，是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的。如果制定的最低工资，不能满足底层员工的生活基本需求，那么制定了有什么用呢？好看吗？
今后我们还将逐步出台对底层员工的多项保护措施，例如年金、例如养老金、医疗金和失业金制度体系。
虽然无法避免民营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剥削，但我们要将这种剥削性，削弱到最低的程度。
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们只能享有5%的利润，那么其它95%的利润如何分配呢？组成员工持股委员会，在职员工应该享有“工作股”的分红。即底层员工的收入，也必须是两个部分，基本薪资，加上工作股的分红。劳动的成果，应该由所有劳动者公平分配。
有同志可能会想，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制度，相对于美国那样的完全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缺乏竞争力，那些创业和管理的“能人”，会否用脚投票，嫌弃在我们这收入太低，而跑到“自由主义世界”？
同志们，我们应该对人民、对党组织有信心。那些“能人”，让他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其实是“幸存者偏差”，由于足够幸运，才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而并不是他们的能力，远远地超出了其它人。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成就了一大堆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德国和英国也是一样，就算是日本，也有了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但是反观民国，有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民营企业吗？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生愚笨吗？比不上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个人聪明？
其实根本的差别是在国运，我们还没有挽回国运，这正是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企业的发展，需要国运加成。只有国运往上走，市场才会越来越大，人力资源才会越来越好，而消费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国家对企业的保护也能越来越强，就能对抗国外大企业的打击。这个环境，就是国运才能提供的。
其次，是一套在自己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量的工业人口，和本土的消费力等等。
所以，让那些跑路的“能人”自己去看看，在其它的陌生环境，离开了国家的加成，离开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他们还有几个能成功的？
只要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教育培训体制，真正的能人会层出不穷的，替代这些贪欲难以满足的完全利己主义者，有什么问题吗？自以为离开了自己，企业就不行，是人生最大的错觉之一。也许离开了你，原来你创始的企业确实不行了，但类似的企业，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所以让他们走，我们绝不挽留。真正良好的经济，不是向他们让步，能够换来的，而是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谈到这里的时候，李思华想起了前世，因为对疫情管理不满，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嚷嚷着要移民，当时就让李思华感到可笑。这些人移民，又能在西方社会找到多少机会呢？他们的离开，对国家的大局能够有什么影响呢？这些人很多是企业高层，但其实真的是自己能力很强吗？不过是幸存者偏差而已，有的是人可以替代。在当时的社会上，太多的人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没有足够的机会而已。他们的离开，可能反而给这些人机会。
说实话，当时已经是中俄与美欧开始对立的格局，未来是否会发展到热战都不一定。看到这些人的“移民”叫嚷，未免感觉这是1949，人在大陆，却加入了国民党的赶脚。如果这样的比喻，让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悦，他们还可以想象，在1941年，日美爆发战争前，日本人赶着移民美国集中营的好事。
确定了原则之后，我们要定义经济组织的机制。
我们上述的原则是按照民营企业设定的。在民用企业确定原则后，它的机制已经很清楚。创始人自行组织管理层、合法合规招聘员工，合法合规经营和纳税，调查部门保持对其经营情况和数据的调查和监察，以保证其合法合规。其它的内部管理，党组织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干涉。民营企业底层员工的利益，还是要依靠调查和执法部门来保证，至于民企工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很容易被收买。
公有制企业或者说国企，又该如何设定经济组织呢？
在薪资方面，我们的原则是共同富裕，所以不存在管理层薪资大大高于普通员工的可行性，最高规定，管理高层的个人薪资，不能高于员工平均薪资的2倍，略微的差距，是为了维护管理层的权威。
在利润方面，不同的企业，要根据对行业的调查情况，决定其上交利润的比例。除去上交利润之后的剩余利润，以类似民企员工持股会的性质进行分红，但最高领导的分红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员工平均分红收入的10倍。这已经是很高的激励了。
说到底，在公有制企业，你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只有一条，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搞上去，共同富裕了，你的收入就高了。但是，不可能发财。想发财，又觉得自己有本事，那就脱离公有制企业，去自己创业，或者去民企。
除了一般的民企和公有制企业，可能还有两种特殊的企业。一种是国内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参照民企的模式执行。但如果是公有制企业与之合作或合资的混合制企业，国企的股权部分按国企规则执行，而民企的股权部分按民企规则执行。
另一种是现在还没有，但未来可能会有的企业。例如外国资本来投资，建立了中外合资或者外商独资的企业，如何处理呢？
原则是，圈起来，而且我们不会为他们单独开新的条件。这类的企业，必须设立于沿海的自由贸易区或者保税区，因为他们投资的利润，不是分给员工，而是要拿走，所以我们引进他们，本身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例如某项产业，我们自身的能力还比较欠缺，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资本。
这些外商背景的企业，他们要招聘优质的员工，就必须给出更高的薪水，因为我们自己的企业，利润是必须分配给员工的。他们不分利润，那就必须提高薪水。劳动部门，要根据对国内企业的测算，单独设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无论是民企或者是外企，我们的经济部门，切忌一点，就是不能为了引入资本的招商引资，而去扭曲甚至变更我们的原则。经济数据的增长不是目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才是目的，不要本末倒置。
未来，不管是我们最高5%利润的规定，还是底层员工的最低薪资标准，都会受到无数的攻击，资本和资本家们，会找出无数的理由，几十年如一日，来诱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这是考验党性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看自己能否坚持原则。
我们不能用人民的利益，去交换所谓的招商引资，通过努力压低人民的收入，来获得资本家的青睐，这样的所谓“营商环境”，一点都不是骄傲的事情，反而是耻辱。
只要我们的市场足够大，消费力足够强，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提高，自然有能忍受我们条件的资本家来投资。暂时少一些没有问题，不要焦躁到放弃自己的原则。记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引进，只是解决我们暂时的不足，而不是作为主线来发展，如果是那样，只能意味着我们这个党变质了。
第77章 管理、监督、创造和分配
李思华指出，建立了以上4类企业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就对其放手，相反，严密的监管，是必须始终存在的。
目前党和政府各个部门的设立，基本已经确立了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有3个内部组织：教育部、调研部和监察部。
每个部门，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终生教育，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成为本职工作上的专家，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
每个部门，不能是所谓的“坐班”，天天呆在办公室，与以前封建王朝时代的衙门一样，等着人家上门，这中官老爷的做派，决不允许。每个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有1/3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在调研与本部门有关的工作中，而调研部的人员，更应该是永远的车马劳碌，这就是本职工作。
每个部门，必须严肃纪律，监察部就是监察部门内部的不良事实，例如腐败，上级部门还会有对下级部门的另行监察。部门出问题，而监察部未动作的，必须要罪加一等。
参考我党对内部的管理，对于企业的管理，我们已经在筹备企业调查总局，企查总局下面会分设国企调查局、民企调查局、外企调查局、内部监察局等部门。这将是一个庞大的部门。
我们可以设想，以缅甸为例，未来可能有3000万人，按照经济繁盛时代，每100人有一家企业的比例，则会有30万家企业。每个企业调查员负责10家企业，而且有另外的调查员交叉调查，至少1家企业，会有2位不同来源的调查员负责。这样，就需要至少6万名调查员。
这些调查员的要求其实很高，对于人品操守和文化财务水平都有要求。其对于自己负责的调研企业，要尽量做到与其创始人一样的熟悉程度，对于企业的财务、薪资、人员结构、思想状况、产品情况、销售情况等，都需要心里有数。
这些调查员本身构成一个“营销网络”，他们还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调查员网络，进行产品营销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希特勒的社工党都可以为企业做到的事情，我们的组织没有道理不做的更好。
所以，调查员其实就是党和政府驻企业的联络员。必须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党和政府对于企业的各项政策，保证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发展和扩大，反馈现行政策或者政府行为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还能够汇集无数的有效数据，便于党和政府未来政策方针的调整和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这会导致“吃皇粮”的人太多，不符合精兵简政的原则，导致费用过高。其实，我们从来不怕吃皇粮的人太多，我们怕的是，吃皇粮的人都在混饭吃。我们是对人民无限负责的政府，所以当然是大政府的格局。如果企查总局，做到了其应有的职责，那么人多一些，则是必要的代价。
这种模式，其实有点类似银行对企业的管理模式。银行对企业，也是3个组织，业务、风控和审核3部门。业务负责向企业接单；而风控其实就是调查，确认企业经营状况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放款；而审核就是对前述流程进行监控，避免业务和风控部门“独走”，违反规定。
如此庞大的组织，自然也存在调查员可能的腐败或者徇私行径。内部监察局就是起监督作用的，监察部门应该使用企业抽样巡查、数据挖掘分析等多种方式，实现有效监督。
所以调查和监督，是我们应对庞大的企业群落管理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针对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些不可打破的规矩，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徇私舞弊。
例如针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每个企业的国企员工，规定只能是他一个人就职，老婆是在同一个单位找的，可以特殊允许，但其夫妻直属或旁属三代之内的亲戚，都不得在这个企业就职。否则，国企就会变成了一个人情小社会，到时候国企的员工，都是某些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而如果变成这样，那还是底层人民的企业吗？简直会变成某些人的家族世袭企业了。
国企员工的儿女或亲戚的下一代，不得在同一个城市的其它国企就职。想进国企，就必须在其它城市工作，而且必须合乎招聘条件，由其它城市的国企择优聘用。这是预防某个城市的国企群落，形成了互相交换利益的格局，你的子女在我这就职，而我的子女去你那工作。
凡此种种，我们现在要尽量预防，没有能及时规定的，未来调查员和监察部难道是吃素的吗？当然要把这样的情况找出来，严厉惩罚。
所有的层层监督的设置，同志们不要以为是不信任同志，安排好这样严密的机制，才是对同志们负责。古代人都知道“慎独”的道理，一个人独处而没有别人的时候，是最容易犯恶行的，反而再自私的人，在集体相互作用的氛围中，也会变得正人君子。这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用集体和组织监督的办法，来约束每个人向善。
同志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有效率地做大经济的蛋糕。第二，如何公平地分蛋糕。
迄今为止西方所有关于经济学的理论，几乎都是关于如何分蛋糕的学问，甚至马恩思想也是这样。例如《资本论》讲述的，是分蛋糕要公平，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所以必须弄死资产阶级那帮王八蛋。资产阶级自己的理论呢？例如《国富论》，谈论的就是天空飞舞的玄妙的看不见的手，能够帮助所有资产阶级这些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博弈达成合理的分配。
台下这个时候，响起了一片低低的笑声，李思华继续阐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到目前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而他们统一谈的，都是如何分蛋糕的学问。至于如何创造蛋糕，统一的答案都是，如果分配是有效率的，就能够反过去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蛋糕。回答了问题吗？确实回答了。但是回答得太简单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把这个创造蛋糕的问题，交给了资本家。他们认为那些理论学者，没有进入社会创造企业的实际经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创造蛋糕，需要“企业家精神”。
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可以放弃寻找这个答案。但是我们不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党是人民发展的先锋队，我们不仅要管理好分蛋糕，还必须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来更多地创造蛋糕。没有蛋糕的增加，分蛋糕分得再好，每个人能吃到的，都是很有限的。做蛋糕与分蛋糕，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切记这两条。职能部门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我的工作职责只是监督如何分蛋糕，至于如何创造蛋糕，不关我事。这种官老爷的思维，在新时代必须改变。我们任何一个部门、一个人员，为企业提供任何一种服务，是必须掌握这个原则的，既要分好蛋糕，更要推动创造新的蛋糕。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创造新蛋糕的能力。如果不能让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蛋糕，那么本质上它就失败了，就会被私有制打败。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美国和德国这样国家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弊端很大，但某些时候很有效的创造蛋糕的模式。那就是以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调，驱动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科技的“颠覆性创新”，最终创造财富。
这一套机制，我们要模仿吗？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我们的路径是，以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化，公有资本为主导，私有资本为辅助，宏观顶层计划经济，微观底层市场化竞争，在降低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同样要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要能够实现科技产业上的“颠覆性创新”，来创造财富。
严格的意义上，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强调效率，不到万不得已的社会危机时刻，不会强调公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必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要快速发展经济，又要实现底层人民的共同富裕进步。所以，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要高得多。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马克思在构思社会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最早以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端后垄断崩坏，社会主义才会实现，社会主义是接班资本主义的。
但是实际上，现实给了我们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跳过吃人的资本主义，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创造。前人未曾有路，只能是我们自己开辟。
我在美国的时候，与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交谈过。其中一个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计划经济可以搞定史诗级的钢铁厂和军事工业，但却搞不定可口可乐和各种品牌商品。因为根本上，计划经济无法实现颠覆式创新。”
这话对不对呢？至少观察苏联到目前的实践，我们不能说它是全错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宏观计划经济的顶层设计，而同样坚持微观终端的市场经济，也是承认计划经济的弱点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该用计划的用计划，该用市场的用市场。
不要因为我们坚持公有制是主体，就对市场经济敬而远之。也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效率可能更高，就嫌弃计划经济。两者之间，需要有机结合。
我们承认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不完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不是为了抛弃他们，那我们就失去了革命的根本。我们同样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一定情况下的高效率，也不是为了无条件地接受他们，而是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资本主义的最大弱点，是搞不定分配问题，因为它是完全基于利己主义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所谓的平衡都是短期的，社会的不公随着其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厉害。资本主义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分配不公导致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经济危机来缓解和调整，但总有危机完全无法解决的时候。
同志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切不可有一蹴而就的心态。
随着苏联的成立，尤其等到我们也能够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尤其是美国，还是很强的。面对社会主义以发展底层无产阶级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调整国内政策，向“公平”的方向倾斜一些，让他们的劳动阶级缓一口气。
正是由于我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西方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些让步，例如让他们本国的劳动阶级，享有更好的薪资和福利，一定要超过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的收入，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趋势。因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害怕，如果他们的底层人民，被我们的社会模式所吸引，那么他们的统治就会动摇。
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狡猾的暂时的退让，确实对于世界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司机，他的收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司机的10倍，大家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会对这样的司机有任何吸引力吗？你自己或许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可以当别人的救世主，别人却会认为，你是破坏他美好生活的仇人。
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资本家可能会将各种高薪的职位外包，让外国低薪的人员，替换他们本国高薪的工人。这个时刻，他们本国的工人，可能反而会仇视其它国家的工人，认为是别国的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共同革命呢？
这就是很可能发生的残酷的事实。这就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分配更公平，还要证明自己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也不逊色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述的例子，只有在我国的司机收入不低于美国司机的收入的情况下，而同时我国更加公平的事实，才可能唤起美国司机这种劳动阶层的“共情”。
第二个结果是，全球底层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恐怕是短期的，而不会是一直持续的。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各国的基本经济条件，相差太大。尤其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劳动阶层的小小让步，其经济福利，就是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追赶的。
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有一种简单的想法，经济组织的细胞是企业，那既然革命是建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那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保留肯定有剥削性的私有企业呢？
关于公有制的革命理论是一种哲学，哲学则是关于定义边界的学问。公有制也有它的边界，它不是万能的，实际上，至少在现在的现实中，其缺陷和弊端并不容易克服。
如果我们采用完全的公有制，实际上连货币都不必有，只要内部有一套产品和物资交换机制就可以，但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一潭死水，难以面对科技不断改变世界的现实。
公有制企业是偏向于强调公平的，公平与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并不容易做到平衡。在公有制企业内部，一定的平均主义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可能造成懈怠和大锅饭，造成管理层个人的奋斗精神不足，不做不错、做了多错，不敢冒险，不敢对于不确定性的创新去投入，导致企业的竞争性不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了唯一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不是创新和发展，尤其是那种最重要的“颠覆式创新”或者叫“破坏式创新”，很难发生在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国企的领导，怎么可能去摧毁自己原来的生产基础，而却赌博创新呢？
我们当然会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激励机制，去改善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但要注意，由于先天性的偏向公平，只能改善和完善，却无法做到根除所有的弊病。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偏向于效率、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企业，在公有制企业内，我们会设法创造一些偏向效率创新和竞争的企业。但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民间和私人企业加入进来，同志们都听说过“鲶鱼效应”，民营企业就是社会经济组织上的鲶鱼，通过它们的竞争和发展，激活整个社会经济，倒逼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对民营企业的利用，其实根本上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我们在以往的教育中反复强调，利己主义不是坏事，绝对的完全的利己主义才是恶。
几乎是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扪心自问，自己参加革命，最早是没有利己主义动机吗？多少出身贫苦的同志，其最初参与革命的动机，就是眼看着自己和家人生活困苦、朝不保夕，而那些地主老财穷奢极欲，靠着剥削，享受着人上人的生活。所以自然会产生疑问：凭什么自己要忍受这样的剥削和生活呢？这就是最早最原初的利己主义革命动机——要通过革命，打到地主老财，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生活。
所以追求财富，几乎是绝大多数自然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思想本能上的渴望。当然如果觉得财富这个词，对于革命同志太刺耳，那么换成“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就顺耳多了？
民营企业的优势，就是对利己主义的利用，更有效率。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多半因为对于财富强烈的追逐，从而愿意寻找一切市场机会，愿意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愿意冒险和创新。这种“赌徒”一样的精神，确实很难在公有制企业内形成，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民营企业有必要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和激励它们的创新性和高效率，而要防止的，则是它们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和对人民体制的腐蚀。
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搭配，基本上是公有制企业倾向于掌握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掌握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战略科技，创造低成本高覆盖的平台，例如全国的铁路网和通讯网，利润上则必须服务和补贴底层人民。而私有制企业，则应该是追逐最新科技、新商业模式、创新消费品等方面，弥补民生不足，和创造国家新的科技突破方向。
所以，原理就是这两个，弥补公有制的缺陷，以及利用利己主义的激励。
知道了原理，我们就可以定义经济组织的原则。
以美国为例，其经济组织即企业的原则是，没有上限，下限很低。所谓没有上限，是他们充分鼓励利己主义，资本家创立企业赚到的利润，支付薪资和税收后，都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能做得多大，就有匹配规模的财富。下限很低，则是不限制剥削，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工人要么失业，要么低薪，维持生计都很困难。
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美国的统治阶层，就是一帮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他们相信的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通过充分的博弈，每个人就会找到自己利己的边界并约束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了边界，那么利己反而会遭到损失。这样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调整，让社会经济的组织有效率。
我们不能说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它的优势，它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
但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知道，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体制，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看不见的手，需要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每个参与竞争的企业，并没有除了市场定价以外的其它定价权。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摩根到洛克菲勒，美国的大财阀们逐渐形成了垄断，垄断就意味着定价权被少数人控制，市场不再自由，而是垄断，于是产品的利润去向发生了改变，被一小撮实现垄断的寡头攫取。这样本来一大群的完全利己主义者发现，实际上利润或者说财富，已经被一小撮利己主义者攫取。而他们接下来的利己主义，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体制会因此而衰败。
回到我们根据地。我党的革命原则是要通过工农联盟，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可能学美国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式的残酷竞争的经济组织体制。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上限有顶，下限抬高。
何谓上限有顶？同志们知道，我们制定了对于民营企业创始人、高管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这三种企业的“特殊阶层”的利益限制，主要就是两条：
一、三种人个人的股权和分红收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台阶式缩小，大型企业的收益比例，在科技型企业，不得超过2%的股权分配；在其它行业例如房地产行业，不得超过1%的股权分配。而全部三种人获得的大型企业的全部股权，不得超过企业股权的5%。
二、三种人个人的日常薪资收入，创始人和主要技术提供者，不得超过企业员工薪资平均水平的10倍，高管和其它人员不得超过5倍。
反过来，何谓下限抬高？因为我们要保护民营企业中，底层员工的利益，必须让他们的薪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所以劳动局要有最低工资保护，而这个最低工资，不是拍脑袋瞎想的，是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的。如果制定的最低工资，不能满足底层员工的生活基本需求，那么制定了有什么用呢？好看吗？
今后我们还将逐步出台对底层员工的多项保护措施，例如年金、例如养老金、医疗金和失业金制度体系。
虽然无法避免民营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剥削，但我们要将这种剥削性，削弱到最低的程度。
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们只能享有5%的利润，那么其它95%的利润如何分配呢？组成员工持股委员会，在职员工应该享有“工作股”的分红。即底层员工的收入，也必须是两个部分，基本薪资，加上工作股的分红。劳动的成果，应该由所有劳动者公平分配。
有同志可能会想，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制度，相对于美国那样的完全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缺乏竞争力，那些创业和管理的“能人”，会否用脚投票，嫌弃在我们这收入太低，而跑到“自由主义世界”？
同志们，我们应该对人民、对党组织有信心。那些“能人”，让他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其实是“幸存者偏差”，由于足够幸运，才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而并不是他们的能力，远远地超出了其它人。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成就了一大堆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德国和英国也是一样，就算是日本，也有了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但是反观民国，有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民营企业吗？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生愚笨吗？比不上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个人聪明？
其实根本的差别是在国运，我们还没有挽回国运，这正是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企业的发展，需要国运加成。只有国运往上走，市场才会越来越大，人力资源才会越来越好，而消费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国家对企业的保护也能越来越强，就能对抗国外大企业的打击。这个环境，就是国运才能提供的。
其次，是一套在自己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量的工业人口，和本土的消费力等等。
所以，让那些跑路的“能人”自己去看看，在其它的陌生环境，离开了国家的加成，离开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他们还有几个能成功的？
只要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教育培训体制，真正的能人会层出不穷的，替代这些贪欲难以满足的完全利己主义者，有什么问题吗？自以为离开了自己，企业就不行，是人生最大的错觉之一。也许离开了你，原来你创始的企业确实不行了，但类似的企业，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所以让他们走，我们绝不挽留。真正良好的经济，不是向他们让步，能够换来的，而是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谈到这里的时候，李思华想起了前世，因为对疫情管理不满，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嚷嚷着要移民，当时就让李思华感到可笑。这些人移民，又能在西方社会找到多少机会呢？他们的离开，对国家的大局能够有什么影响呢？这些人很多是企业高层，但其实真的是自己能力很强吗？不过是幸存者偏差而已，有的是人可以替代。在当时的社会上，太多的人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没有足够的机会而已。他们的离开，可能反而给这些人机会。
说实话，当时已经是中俄与美欧开始对立的格局，未来是否会发展到热战都不一定。看到这些人的“移民”叫嚷，未免感觉这是1949，人在大陆，却加入了国民党的赶脚。如果这样的比喻，让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悦，他们还可以想象，在1941年，日美爆发战争前，日本人赶着移民美国集中营的好事。
确定了原则之后，我们要定义经济组织的机制。
我们上述的原则是按照民营企业设定的。在民用企业确定原则后，它的机制已经很清楚。创始人自行组织管理层、合法合规招聘员工，合法合规经营和纳税，调查部门保持对其经营情况和数据的调查和监察，以保证其合法合规。其它的内部管理，党组织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干涉。民营企业底层员工的利益，还是要依靠调查和执法部门来保证，至于民企工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很容易被收买。
公有制企业或者说国企，又该如何设定经济组织呢？
在薪资方面，我们的原则是共同富裕，所以不存在管理层薪资大大高于普通员工的可行性，最高规定，管理高层的个人薪资，不能高于员工平均薪资的2倍，略微的差距，是为了维护管理层的权威。
在利润方面，不同的企业，要根据对行业的调查情况，决定其上交利润的比例。除去上交利润之后的剩余利润，以类似民企员工持股会的性质进行分红，但最高领导的分红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员工平均分红收入的10倍。这已经是很高的激励了。
说到底，在公有制企业，你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只有一条，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搞上去，共同富裕了，你的收入就高了。但是，不可能发财。想发财，又觉得自己有本事，那就脱离公有制企业，去自己创业，或者去民企。
除了一般的民企和公有制企业，可能还有两种特殊的企业。一种是国内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参照民企的模式执行。但如果是公有制企业与之合作或合资的混合制企业，国企的股权部分按国企规则执行，而民企的股权部分按民企规则执行。
另一种是现在还没有，但未来可能会有的企业。例如外国资本来投资，建立了中外合资或者外商独资的企业，如何处理呢？
原则是，圈起来，而且我们不会为他们单独开新的条件。这类的企业，必须设立于沿海的自由贸易区或者保税区，因为他们投资的利润，不是分给员工，而是要拿走，所以我们引进他们，本身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例如某项产业，我们自身的能力还比较欠缺，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资本。
这些外商背景的企业，他们要招聘优质的员工，就必须给出更高的薪水，因为我们自己的企业，利润是必须分配给员工的。他们不分利润，那就必须提高薪水。劳动部门，要根据对国内企业的测算，单独设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无论是民企或者是外企，我们的经济部门，切忌一点，就是不能为了引入资本的招商引资，而去扭曲甚至变更我们的原则。经济数据的增长不是目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才是目的，不要本末倒置。
未来，不管是我们最高5%利润的规定，还是底层员工的最低薪资标准，都会受到无数的攻击，资本和资本家们，会找出无数的理由，几十年如一日，来诱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这是考验党性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看自己能否坚持原则。
我们不能用人民的利益，去交换所谓的招商引资，通过努力压低人民的收入，来获得资本家的青睐，这样的所谓“营商环境”，一点都不是骄傲的事情，反而是耻辱。
只要我们的市场足够大，消费力足够强，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提高，自然有能忍受我们条件的资本家来投资。暂时少一些没有问题，不要焦躁到放弃自己的原则。记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引进，只是解决我们暂时的不足，而不是作为主线来发展，如果是那样，只能意味着我们这个党变质了。
第77章 管理、监督、创造和分配
李思华指出，建立了以上4类企业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就对其放手，相反，严密的监管，是必须始终存在的。
目前党和政府各个部门的设立，基本已经确立了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有3个内部组织：教育部、调研部和监察部。
每个部门，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终生教育，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成为本职工作上的专家，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
每个部门，不能是所谓的“坐班”，天天呆在办公室，与以前封建王朝时代的衙门一样，等着人家上门，这中官老爷的做派，决不允许。每个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有1/3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在调研与本部门有关的工作中，而调研部的人员，更应该是永远的车马劳碌，这就是本职工作。
每个部门，必须严肃纪律，监察部就是监察部门内部的不良事实，例如腐败，上级部门还会有对下级部门的另行监察。部门出问题，而监察部未动作的，必须要罪加一等。
参考我党对内部的管理，对于企业的管理，我们已经在筹备企业调查总局，企查总局下面会分设国企调查局、民企调查局、外企调查局、内部监察局等部门。这将是一个庞大的部门。
我们可以设想，以缅甸为例，未来可能有3000万人，按照经济繁盛时代，每100人有一家企业的比例，则会有30万家企业。每个企业调查员负责10家企业，而且有另外的调查员交叉调查，至少1家企业，会有2位不同来源的调查员负责。这样，就需要至少6万名调查员。
这些调查员的要求其实很高，对于人品操守和文化财务水平都有要求。其对于自己负责的调研企业，要尽量做到与其创始人一样的熟悉程度，对于企业的财务、薪资、人员结构、思想状况、产品情况、销售情况等，都需要心里有数。
这些调查员本身构成一个“营销网络”，他们还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调查员网络，进行产品营销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希特勒的社工党都可以为企业做到的事情，我们的组织没有道理不做的更好。
所以，调查员其实就是党和政府驻企业的联络员。必须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党和政府对于企业的各项政策，保证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发展和扩大，反馈现行政策或者政府行为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还能够汇集无数的有效数据，便于党和政府未来政策方针的调整和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这会导致“吃皇粮”的人太多，不符合精兵简政的原则，导致费用过高。其实，我们从来不怕吃皇粮的人太多，我们怕的是，吃皇粮的人都在混饭吃。我们是对人民无限负责的政府，所以当然是大政府的格局。如果企查总局，做到了其应有的职责，那么人多一些，则是必要的代价。
这种模式，其实有点类似银行对企业的管理模式。银行对企业，也是3个组织，业务、风控和审核3部门。业务负责向企业接单；而风控其实就是调查，确认企业经营状况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放款；而审核就是对前述流程进行监控，避免业务和风控部门“独走”，违反规定。
如此庞大的组织，自然也存在调查员可能的腐败或者徇私行径。内部监察局就是起监督作用的，监察部门应该使用企业抽样巡查、数据挖掘分析等多种方式，实现有效监督。
所以调查和监督，是我们应对庞大的企业群落管理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针对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些不可打破的规矩，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徇私舞弊。
例如针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每个企业的国企员工，规定只能是他一个人就职，老婆是在同一个单位找的，可以特殊允许，但其夫妻直属或旁属三代之内的亲戚，都不得在这个企业就职。否则，国企就会变成了一个人情小社会，到时候国企的员工，都是某些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而如果变成这样，那还是底层人民的企业吗？简直会变成某些人的家族世袭企业了。
国企员工的儿女或亲戚的下一代，不得在同一个城市的其它国企就职。想进国企，就必须在其它城市工作，而且必须合乎招聘条件，由其它城市的国企择优聘用。这是预防某个城市的国企群落，形成了互相交换利益的格局，你的子女在我这就职，而我的子女去你那工作。
凡此种种，我们现在要尽量预防，没有能及时规定的，未来调查员和监察部难道是吃素的吗？当然要把这样的情况找出来，严厉惩罚。
所有的层层监督的设置，同志们不要以为是不信任同志，安排好这样严密的机制，才是对同志们负责。古代人都知道“慎独”的道理，一个人独处而没有别人的时候，是最容易犯恶行的，反而再自私的人，在集体相互作用的氛围中，也会变得正人君子。这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用集体和组织监督的办法，来约束每个人向善。
同志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有效率地做大经济的蛋糕。第二，如何公平地分蛋糕。
迄今为止西方所有关于经济学的理论，几乎都是关于如何分蛋糕的学问，甚至马恩思想也是这样。例如《资本论》讲述的，是分蛋糕要公平，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所以必须弄死资产阶级那帮王八蛋。资产阶级自己的理论呢？例如《国富论》，谈论的就是天空飞舞的玄妙的看不见的手，能够帮助所有资产阶级这些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博弈达成合理的分配。
台下这个时候，响起了一片低低的笑声，李思华继续阐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到目前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而他们统一谈的，都是如何分蛋糕的学问。至于如何创造蛋糕，统一的答案都是，如果分配是有效率的，就能够反过去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蛋糕。回答了问题吗？确实回答了。但是回答得太简单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把这个创造蛋糕的问题，交给了资本家。他们认为那些理论学者，没有进入社会创造企业的实际经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创造蛋糕，需要“企业家精神”。
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可以放弃寻找这个答案。但是我们不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党是人民发展的先锋队，我们不仅要管理好分蛋糕，还必须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来更多地创造蛋糕。没有蛋糕的增加，分蛋糕分得再好，每个人能吃到的，都是很有限的。做蛋糕与分蛋糕，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切记这两条。职能部门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我的工作职责只是监督如何分蛋糕，至于如何创造蛋糕，不关我事。这种官老爷的思维，在新时代必须改变。我们任何一个部门、一个人员，为企业提供任何一种服务，是必须掌握这个原则的，既要分好蛋糕，更要推动创造新的蛋糕。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创造新蛋糕的能力。如果不能让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蛋糕，那么本质上它就失败了，就会被私有制打败。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美国和德国这样国家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弊端很大，但某些时候很有效的创造蛋糕的模式。那就是以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调，驱动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科技的“颠覆性创新”，最终创造财富。
这一套机制，我们要模仿吗？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我们的路径是，以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化，公有资本为主导，私有资本为辅助，宏观顶层计划经济，微观底层市场化竞争，在降低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同样要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要能够实现科技产业上的“颠覆性创新”，来创造财富。
严格的意义上，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强调效率，不到万不得已的社会危机时刻，不会强调公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必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要快速发展经济，又要实现底层人民的共同富裕进步。所以，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要高得多。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马克思在构思社会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最早以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端后垄断崩坏，社会主义才会实现，社会主义是接班资本主义的。
但是实际上，现实给了我们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跳过吃人的资本主义，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创造。前人未曾有路，只能是我们自己开辟。
我在美国的时候，与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交谈过。其中一个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计划经济可以搞定史诗级的钢铁厂和军事工业，但却搞不定可口可乐和各种品牌商品。因为根本上，计划经济无法实现颠覆式创新。”
这话对不对呢？至少观察苏联到目前的实践，我们不能说它是全错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宏观计划经济的顶层设计，而同样坚持微观终端的市场经济，也是承认计划经济的弱点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该用计划的用计划，该用市场的用市场。
不要因为我们坚持公有制是主体，就对市场经济敬而远之。也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效率可能更高，就嫌弃计划经济。两者之间，需要有机结合。
我们承认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不完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不是为了抛弃他们，那我们就失去了革命的根本。我们同样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一定情况下的高效率，也不是为了无条件地接受他们，而是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资本主义的最大弱点，是搞不定分配问题，因为它是完全基于利己主义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所谓的平衡都是短期的，社会的不公随着其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厉害。资本主义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分配不公导致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经济危机来缓解和调整，但总有危机完全无法解决的时候。
同志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切不可有一蹴而就的心态。
随着苏联的成立，尤其等到我们也能够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尤其是美国，还是很强的。面对社会主义以发展底层无产阶级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调整国内政策，向“公平”的方向倾斜一些，让他们的劳动阶级缓一口气。
正是由于我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西方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些让步，例如让他们本国的劳动阶级，享有更好的薪资和福利，一定要超过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的收入，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趋势。因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害怕，如果他们的底层人民，被我们的社会模式所吸引，那么他们的统治就会动摇。
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狡猾的暂时的退让，确实对于世界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司机，他的收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司机的10倍，大家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会对这样的司机有任何吸引力吗？你自己或许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可以当别人的救世主，别人却会认为，你是破坏他美好生活的仇人。
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资本家可能会将各种高薪的职位外包，让外国低薪的人员，替换他们本国高薪的工人。这个时刻，他们本国的工人，可能反而会仇视其它国家的工人，认为是别国的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共同革命呢？
这就是很可能发生的残酷的事实。这就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分配更公平，还要证明自己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也不逊色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述的例子，只有在我国的司机收入不低于美国司机的收入的情况下，而同时我国更加公平的事实，才可能唤起美国司机这种劳动阶层的“共情”。
第二个结果是，全球底层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恐怕是短期的，而不会是一直持续的。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各国的基本经济条件，相差太大。尤其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劳动阶层的小小让步，其经济福利，就是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追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