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40节
李思华这里用的分类，没有采取前世一般性的所谓轻工业、重工业的分类，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定义了工业的层级。
除去未来工业的梦想，现在工业的高中低三级体系，反应到当今科技的实际应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将工业体系比拟成一个人的话，那么石油、煤炭、电力这三大能源，是工业这个“人”的能量补充，有了能量才能启动。而具体的核心工业技术是哪些呢？大概就是5大基础工业技术体系：
电子通讯技术是“人”的神经，机械构成了“人”的骨骼，液压传动是“人”的关节，而电机技术构成了“人”的肌肉，化工和材料技术大概提供了“人”的细胞。有了这能源血液和这5大技术，这个“人”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能够站起来行动自如了。
所以这个“人”，就是大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技术上，可以自如地用机器制造机器，可以用机器制造产品，这个大工业体系，是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能推演出来的比较完美的构成。我们最近的十年到二十年，就是努力地建成这样一个大工业体系构成的“人”，我们的科学研究，短期核心的，就是为建成这个大体系而服务。
显然，这个体系需要的各方面科技，是非常繁杂而多种类的，我们如何抓住要点呢？这就带出来第三个问题，工业技术科学研究的核心方向是什么，尤其在科学院这个层次。
工业的门类千变万化，按照现在西方的分类，已经有二十多个大类，有一百多个种类，还有近四百多个小类，未来分类的数量还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增加。但纵观所有这些门类，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对7个度量衡的精度研究，即长度、时间、质量、电流、温度、物量和亮度。
例如电机科技，其实就是对电流这个指标的死磕，精度每上升一级，科技就进步一层。现在的电机傻大笨粗，未来的电机，则必然会有微电机和其它高精度电机。
再如工业母机，是对长度这个指标的死磕，车床从单轴到三轴，以后可能还会有四轴、五轴，甚至几十轴，其实就是精度的跃升，离开设计的标准尺寸偏差越小，加工出来的产品，就越能适用高级应用，例如军工。
因此，对这7个度量衡的死磕，就是工业科研的核心方向，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体系。精度越高，就越先进。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这三个问题，科学院乃至整个根据地的科技发展，方向、框架和组织，也就清晰了。
她的这一番对于工业科技的阐述，让两位大师和边上的教授们眼睛发亮。吴校长慨叹说：“高屋建瓴、拨云见日啊。”
李思华对旁边笑眯眯的竺可真说：
“竺先生，工业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需要统一规划，您的气象学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只谈工业，您可不要见外。”
竺可真笑着摇了摇头。李思华继续说道：
“气象学对于农业生产极其重要，即使是对军事行动，也非常重要，当然必须是工业之外发展的重点。其它一些行业，例如医学、制药、建筑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李思华与教授们的谈话，基本上定下了海南科学院科研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很快，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科技人员，展开了初步的各种研究课题。
现在的科学家群体太少，实际上能取得的研究成果有限，所以对李思华而言，她更重视的是通过科学院，进行高级人才的群体培养。这个科学院，从一开始，就和海南大学联动，不仅学者们要到大学教课，而且还配套了研究生院，每个教授，同期至少要彼此交叉，带20~30个研究生。除了已经送出国的留学生外，海南剩下最优秀的学生，基本上都在这了。
她当然不会把脑筋，仅动在国内。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大约有一千人（不计李思华自己安排的）左右，其中也有少数后世大师。李思华通过安华等途径，也已招聘了七八十人加入科学院，这样整个科学院的学者，可以达到150人以上，按照统计，大约可以覆盖1/3左右的重要科学领域，当然几乎每一科都很薄弱，大部分学者的学术水平，其实尚未达到西方同期顶级科学家的水准。
其它还有6名来自美国的外籍院士，虽然是经济大危机，但李思华能招到的科学家水平的美国人，也就那么几个。不过她为海南大学发掘了大量专职和兼职讲师。美国大招聘计划，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吸纳了约2万美国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做科学研究也许不是那块材料，但多是经验丰富的工业和工程技术人员，指导本科的各类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还是绰绰有余的。
对于科学院尚缺乏领军人物的其它2/3重要科学领域，根据地现在只能是“从矮子里拔高的”，从招聘的美国技术人员中，选择出这些相关学科教育背景的，以他们为讲师，组织研究生群体学习，强调发挥主动钻研精神、自我学习研究，等待他们中的佼佼者，自己成长起来，未来与留学归来的学者们，构成共同的研究队伍。
好在教材是不缺的，通过“十年翻译运动”，几乎已经搜罗了此时全美所有公开出版的工业和科学书籍，其中的重点之一本来就是大学各学科的教材。所以重点科学领域的所有教材，至少在初级和中级领域，是不缺的。
海南的科学研究，就这样艰难地起步了。李思华打算，在完成缅甸和云贵计划后，科学院主体还是要迁到内地，在海南主要保留与海洋、热带农业等方面有关的部分。主要的原因，她觉得海南的夏天，还是太湿热了，多数的科学家，对于这种气候，短期可以，时间长了都不太适应。科学院很多地方，虽然安上了这个时代的空调，但就连教授们，都舍不得多用。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思华呢喃了一句主席的名句。她心想，无论如何，从科学院到大学，从大学到工业技术教育体系，从初级技术人员再到技术工人，一个还非常粗糙、但基本已经系统化的大工业教育体系，终于成型了。
第67章 信用货币与功能货币
海南人民银行的行长史政福走进了李思华的办公室，海南当前的经济大事之一，是发行人民币，这是今天他与李思华讨论的核心内容。
史政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本来要留美的他，在美国被李思华亲自招募。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海南，很快他被海南日新月异的大建设吸引了，原来国家还大有希望，这让他心里燃起了火焰，从而积极地投身到根据地的金融发展上。
史政福是独身主义者，不过在美国见到李思华，交谈之后，就不由得对这个奇女子很倾慕，甚至动摇了自身独身主义的信念。但后来他知道了，李女士是那种彻底献身革命的“狂人”，是不可能接受他的追求的。不过这不妨碍他心中的倾慕，能和她交谈沟通，自然是史政福心中所愿。
李思华微笑着和他握手，寒暄后两人落座。两人闲聊一阵后，话题逐渐步入正题。
李思华问：“史先生在美国留学，对于美国的货币体系自然比较熟悉，他们现在是黄金本位制。英镑则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变成了一种国家信用的货币，而民国还是白银本位制。您觉得，海南根据地，甚至是未来的新中国，货币应该以何为本？”
李思华的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发行货币的最最核心的要害，决定了货币的根本体制。
史政福沉吟了一下。这正是最近几个月他反复思考，觉得困难重重的问题。他回答说：
“以我个人的意见，最好的货币体制，当然是黄金本位制，因为黄金是价值最稳定、最深入人心、最被广泛接受的贵金属，几千年来它本身就是财富价值的等义词。但是，黄金是有限的，而随着各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恐怕长期而言，难以为继，世界上找不出那么多的黄金来继续作为货币之锚。而民国的白银本位制，看似类似于黄金本位制，其实不然，白银相比黄金，价值的稳定性相差百倍，中期看来，白银价值的波动性过大，难以作为货币之锚。”
李思华点点头，她觉得史政福还是很有远见的。史政福继续说：
“即使是美国，现在的金本位制持续下去，也会面临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从未来看，恐怕英镑这样的国家信用货币，还是发展的主要方向。”
“但信用货币，货币的价值是锚定国家信用。这就使得大多数国家如果采用信用货币，其币值必然不能稳定。”他进一步解释：
“英国和美国能发行信用货币，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强和最稳定的国家，全球的民众对他们的国力有信心，所以才对他们的货币有信心。当各国的民众发现，他们使用美元或者英镑，在全球各国都能被接受，而且可以自由兑换，那么自然美元或英镑，就会被大家当成类似黄金的硬通货。”
“其次一等的，是法国法郎、瑞士法郎之类的信用货币，他们发行的信用货币，信用比不上英镑或者美元，但在全球的接受度还算可以，也可以自由兑换，所以可以勉强发行信用货币。”
“至于其它的国家，实际上只能是强制发行法币，即用法律强制国民使用。但这样的信用货币，其实信用是不足的，基本上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际上很难被接受，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被接受。”
“海南根据地，目前只是一个几百万人的岛屿，经济实力很有限。严格来说，是不具备发行信用货币的条件的。又没有足够的黄金，无法实施金本位制。”
“所以海南可以发行的货币，暂时只能是法律强制本区域内，必须使用的法币。”这个时候史政福深深地看了李思华一眼，继续说：
“我听说，您曾经提出过以实物为锚。我个人认为，这具备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弊端很多，后患不少。”
“以稻米等粮食、或者以橡胶等物资为锚，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是，这些粮食和物资的价格，其实在外界不具备稳定性，波动性恐怕比起白银还大，因此对外界而言，这会是不稳定的货币，难以接受；其次，仓储管理非常复杂，物资不可能储存不动不用，人们对货币锚定的物资总量，信任度会是有限的。”
“所以，以实物为锚，可以提高在根据地内部的货币稳定性和信任度，但对于在对外贸易上使用，优势是有限的。这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李思华点点头，说道：
“确实，以实物为锚在当下的条件，其实很有限。除非商人们使用我们的货币，在根据地可以买得到任何外界需要的商品，而且价格合理，也许才说得通。但至少，在目前我们是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的。”她接着说：
“那么史先生有没有想过，或者干脆不发行货币呢？实行票证管理和以物易物呢？”
这个提法让史政福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说道：
“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一种战争形态下的管制体系，不再是正常的经济运行体系。”他有点欲言又止。
李思华接上话，说道：
“其实我理解货币的重要性。我认为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经济组织要繁荣，其体制或者说产权结构上，要实现两条最基本的，一是能够对资源有效配置，二是能够让交易成本或者说费用最小化。效率和成本，就是这两条。”
“到目前人类社会实践得到的经验，要实现经济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使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是最经济、最简便的方法。”
她看着喃喃不语的史政福，莞尔一笑，说道：
“这个说法非常资本主义，是吗？其实我们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效率和成本当然也是核心的、重要的问题。”
“其实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货币赋予了国民一种，财富的创造和转移效应。资产和财富被货币化，国民就有了对财富、富裕等概念的量化或者说具象化，这就能激发利己主义，通过让他们去追逐财富，从而激发创造力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个说法更加资本主义，不是吗？”
李思华看着有点尴尬的史政福，笑着继续说：
“您不必对这些理论和概念感到尴尬，正确的经济规律，对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利用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多换个说法。”
“我们并不反对利己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例如凶恶的利己主义或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史政福点点头，他读过李思华对于利己主义的阐述文章。
李思华说道：
“所以从经济规律出发，海南根据的发行货币，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
“根据地发行怎样的货币呢？就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困难重重，所以暂时我的建议是，还是与实物捆绑，将货币与票证联系在一起，货币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单独使用，而对于某些重要的管控的工业或农业品，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形成提货权。”
“我们现在不奢望外界商人，能马上接受我们的货币，无论如何，纸币是不能和直接的袁大头银元相比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降低对银元的内部需求，包括这些外部商人，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时候，就不必再使用银元或外汇，而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货币。”
史政福点点头，他的想法也是差不多。李思华继续说：
“至于中长期，我有一个想法，想先和史先生探讨一下。”
“黄金本位的货币，逐渐将是历史的过去式，没有必要再讨论。但是如果未来新中国，想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也是困难重重，即使我们的国力够强，但西方为了其货币霸权，肯定会封锁我们的货币，使其难以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为了保护我们的金融主权，恐怕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难以自由兑换的。”
“因此，我们的货币，既然很长时间无法以国际贸易为重，那就必须以国内稳定和适用为重。我的想法是，未来的货币之锚，放在bsa即basic strategy asset上。”
史政福有点茫然，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难道是他离开美国后新发展出来的理论？李思华继续说：
“所谓bsa，就是基础性战略资产。哪些资产是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呢？其实是从实物角度的扩张。”
“例如未来我们的土地是国有化，可能会有几十亿亩的耕地，会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例如我们会建设全国性的铁路、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这是无比巨大的工程和资产积累；例如我们还会建设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和发电体系，这同样是超级工程和巨量资产积累。我们还会建立先进的战略科技产业，例如电子通讯、电机动力等战略性产业。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入，都集中在了这些战略资产上。”
“所以我们的货币，既然对应的是社会的财富，既然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那么这些战略资产，自然应该反应最主要的货币比例。”
“我们设想一个例子。按照西方的货币体系，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耗资十万亿元的铁路网络，那么正常的体系是，铁路公司可能自有资本两万亿元，然后向商业银行借入了八万亿元，每年经营的利润所得，逐步偿还商业银行的借贷本息。”
“但是如果我们以bsa为货币之锚，那就变成了，央行以发行货币八万亿元，例如组成一个铁路长期投资基金，入股了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再无需向商业银行申请八万亿元贷款，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无需再向央行获取这笔货币，所以社会货币总量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其实就是这八万亿元优质资产，被作为了发行货币的锚，而铁路公司则从债权变为股权，负债大幅减少，利润增加，经营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商业银行受损。其实也不一定，他们有的是其它项目，而且类似铁路这样的项目，回报周期太长，本来就不一定喜欢。”
史政福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是他以往未曾想到过的新天地。
李思华这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不用这样的货币之锚。在无锚的情况下，强行发行信用货币，那最后我们发行货币的依据会变成什么？”
史政福思考了一阵，回答说：
“应该会是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借款。即我们收入了多少外汇，例如有了一笔美元，就在国内按照即时汇率，发行一笔人民币；或者商业银行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向央行借入一笔资金，那央行就对应发行一笔人民币。”
李思华点点头，她的前世就是这样。2019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了58%，而对商业银行应收的债权发行的人民币占了30%，两者合计88%。
她说：“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清楚，结果是人民币就会变成一种次级货币，即全球储备货币的附庸货币，因为你本身发行货币的大多数数量，是基于你拥有的全球储备货币的数量。在和平时期可能还能忍受，一旦国际关系紧张，这自然有着巨大的危险。我们货币的发展，要避免这样的危险，以bsa为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
“当然，现在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还请史先生带领人民银行的同志们，对于货币之锚进行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以确定我们的最终定位。”
除了对于货币之锚的讨论，她和史政福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后世美国用来巩固美元霸权的swift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1973年才成立的。李、史现在讨论的，自然不是那种类似swift的体系，当下即使是美国，也还没有这个实力，现在就来建立这样的全球货币跨境体系。
他们讨论的是将内部外汇交易扎口起来，即所有出口，即外界商人使用外汇，来购买根据地产品的，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先用外汇买入根据地的人民币，然后再用人民币采购物资和产品。而进口的过程则倒过来，先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然后再用外汇支付采购金额。其实就是后世外汇管理局的功能，先将货币的口子统一到一个关口，而不是让民间各自为政，以免货币交易混乱。
通过一个跨境支付系统，使得海南的3家指定银行，成为进出口交易唯三的货币通道，而所有出口获得的外汇，进入3家银行，就被汇兑成人民币支付给出口企业。直到需要进口的时候，再申请使用外汇。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种外汇管制，是非常必要的。
谈完正事，李思华与史政福的谈话扯开了去，他们现在谈论的，是彼此都熟悉的美国货币体系。
史政福说：“美国的货币体系与其它西方列强其实不太一样。它作为私人银行的特征更显著。例如英国作为央行的英格兰银行，它也是最早私人出资的，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国家做主，私人只剩下了名义。但美国就不一样了，政府其实是向完全的私人银行美联储借贷，用借来的钱运营国家。”
“其它大陆法系的西方列强，例如法国和德国，中央银行都是毫无疑问的国家资本、国家运营。像美国这样的，很少见。”
李思华点点头，她知道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会在1946被完全收为国有。此后，大国中就只有美国，保持这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作为国家的央行。她说道：
“这是由美国建国的历史所决定的，当初他们英国属地的十三个州联合造反，背后支持他们的，就是在美国形成的金融资本家。所以美国的建国，本身是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的产物，天生的资本大、政府小，从一开始政府就依赖于金融资本。”
她补充了一句“据我所知，南北战争后美国总统林肯，就很可能是死于金融资本家的刺杀。因为他犯了一个大忌，他试图完全发行基于政府信用的所谓绿票美元，不再向美联储借贷资产发行美元。”
史政福没有怀疑李思华的“传言”，因为他知道她在美国，有很多上层关系，他追问李思华还知不知道其它细节。
李思华告诉他，在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林肯去向摩根借贷军费，结果摩根向林肯开出了超过30%的高息要求，把林肯吓得要死，林肯对于金融资本家深感失望。后来他为了筹集军费，由政府自行以政府信用，发行了被叫做“绿票”的军票，引起了摩根代表的美国资本家与林肯政府的剧烈争吵。后来双方基于北方资本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对抗南方叛乱的基础上，勉强达成了暂时妥协，规定了绿票的总发行量。
但是战后，林肯进一步想改革美元，让它完全基于政府信用，而让美联储见鬼去，经过这场战争，他对于金融资本的警惕达到了高峰，完全不信任。但是这当然不会为金融资本家们所允许，这简直是要砸了他们的饭碗。所以最后林肯被刺，虽然原因被传得各种各样，但李思华自己还是有点相信这个解释。
史政福一听就懂，他瞬间就有点相信这个解释，作为金融专业的学者，他对于金融背后的暴力是非常了解的。
李思华最后总结说：“我们的货币，要倾向于实业资本，而不是美国那样的金融资本。就算是资本家阶层，实业资本家也往往比较爱国，因为他们的产业根基，就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他们与国家的命运关联紧密。但是金融资本家，是具备天生的反动性的，因为他们的资本是长脚的，随时可以从自己的国家开溜。说得粗俗点，这就是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而屁股决定脑袋。”
史政福点头同意，对于美国和民国那些金融资本的德性，他也很清楚。
除去未来工业的梦想，现在工业的高中低三级体系，反应到当今科技的实际应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将工业体系比拟成一个人的话，那么石油、煤炭、电力这三大能源，是工业这个“人”的能量补充，有了能量才能启动。而具体的核心工业技术是哪些呢？大概就是5大基础工业技术体系：
电子通讯技术是“人”的神经，机械构成了“人”的骨骼，液压传动是“人”的关节，而电机技术构成了“人”的肌肉，化工和材料技术大概提供了“人”的细胞。有了这能源血液和这5大技术，这个“人”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能够站起来行动自如了。
所以这个“人”，就是大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技术上，可以自如地用机器制造机器，可以用机器制造产品，这个大工业体系，是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能推演出来的比较完美的构成。我们最近的十年到二十年，就是努力地建成这样一个大工业体系构成的“人”，我们的科学研究，短期核心的，就是为建成这个大体系而服务。
显然，这个体系需要的各方面科技，是非常繁杂而多种类的，我们如何抓住要点呢？这就带出来第三个问题，工业技术科学研究的核心方向是什么，尤其在科学院这个层次。
工业的门类千变万化，按照现在西方的分类，已经有二十多个大类，有一百多个种类，还有近四百多个小类，未来分类的数量还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增加。但纵观所有这些门类，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对7个度量衡的精度研究，即长度、时间、质量、电流、温度、物量和亮度。
例如电机科技，其实就是对电流这个指标的死磕，精度每上升一级，科技就进步一层。现在的电机傻大笨粗，未来的电机，则必然会有微电机和其它高精度电机。
再如工业母机，是对长度这个指标的死磕，车床从单轴到三轴，以后可能还会有四轴、五轴，甚至几十轴，其实就是精度的跃升，离开设计的标准尺寸偏差越小，加工出来的产品，就越能适用高级应用，例如军工。
因此，对这7个度量衡的死磕，就是工业科研的核心方向，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体系。精度越高，就越先进。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这三个问题，科学院乃至整个根据地的科技发展，方向、框架和组织，也就清晰了。
她的这一番对于工业科技的阐述，让两位大师和边上的教授们眼睛发亮。吴校长慨叹说：“高屋建瓴、拨云见日啊。”
李思华对旁边笑眯眯的竺可真说：
“竺先生，工业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需要统一规划，您的气象学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只谈工业，您可不要见外。”
竺可真笑着摇了摇头。李思华继续说道：
“气象学对于农业生产极其重要，即使是对军事行动，也非常重要，当然必须是工业之外发展的重点。其它一些行业，例如医学、制药、建筑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李思华与教授们的谈话，基本上定下了海南科学院科研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很快，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科技人员，展开了初步的各种研究课题。
现在的科学家群体太少，实际上能取得的研究成果有限，所以对李思华而言，她更重视的是通过科学院，进行高级人才的群体培养。这个科学院，从一开始，就和海南大学联动，不仅学者们要到大学教课，而且还配套了研究生院，每个教授，同期至少要彼此交叉，带20~30个研究生。除了已经送出国的留学生外，海南剩下最优秀的学生，基本上都在这了。
她当然不会把脑筋，仅动在国内。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大约有一千人（不计李思华自己安排的）左右，其中也有少数后世大师。李思华通过安华等途径，也已招聘了七八十人加入科学院，这样整个科学院的学者，可以达到150人以上，按照统计，大约可以覆盖1/3左右的重要科学领域，当然几乎每一科都很薄弱，大部分学者的学术水平，其实尚未达到西方同期顶级科学家的水准。
其它还有6名来自美国的外籍院士，虽然是经济大危机，但李思华能招到的科学家水平的美国人，也就那么几个。不过她为海南大学发掘了大量专职和兼职讲师。美国大招聘计划，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吸纳了约2万美国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做科学研究也许不是那块材料，但多是经验丰富的工业和工程技术人员，指导本科的各类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还是绰绰有余的。
对于科学院尚缺乏领军人物的其它2/3重要科学领域，根据地现在只能是“从矮子里拔高的”，从招聘的美国技术人员中，选择出这些相关学科教育背景的，以他们为讲师，组织研究生群体学习，强调发挥主动钻研精神、自我学习研究，等待他们中的佼佼者，自己成长起来，未来与留学归来的学者们，构成共同的研究队伍。
好在教材是不缺的，通过“十年翻译运动”，几乎已经搜罗了此时全美所有公开出版的工业和科学书籍，其中的重点之一本来就是大学各学科的教材。所以重点科学领域的所有教材，至少在初级和中级领域，是不缺的。
海南的科学研究，就这样艰难地起步了。李思华打算，在完成缅甸和云贵计划后，科学院主体还是要迁到内地，在海南主要保留与海洋、热带农业等方面有关的部分。主要的原因，她觉得海南的夏天，还是太湿热了，多数的科学家，对于这种气候，短期可以，时间长了都不太适应。科学院很多地方，虽然安上了这个时代的空调，但就连教授们，都舍不得多用。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思华呢喃了一句主席的名句。她心想，无论如何，从科学院到大学，从大学到工业技术教育体系，从初级技术人员再到技术工人，一个还非常粗糙、但基本已经系统化的大工业教育体系，终于成型了。
第67章 信用货币与功能货币
海南人民银行的行长史政福走进了李思华的办公室，海南当前的经济大事之一，是发行人民币，这是今天他与李思华讨论的核心内容。
史政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本来要留美的他，在美国被李思华亲自招募。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海南，很快他被海南日新月异的大建设吸引了，原来国家还大有希望，这让他心里燃起了火焰，从而积极地投身到根据地的金融发展上。
史政福是独身主义者，不过在美国见到李思华，交谈之后，就不由得对这个奇女子很倾慕，甚至动摇了自身独身主义的信念。但后来他知道了，李女士是那种彻底献身革命的“狂人”，是不可能接受他的追求的。不过这不妨碍他心中的倾慕，能和她交谈沟通，自然是史政福心中所愿。
李思华微笑着和他握手，寒暄后两人落座。两人闲聊一阵后，话题逐渐步入正题。
李思华问：“史先生在美国留学，对于美国的货币体系自然比较熟悉，他们现在是黄金本位制。英镑则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变成了一种国家信用的货币，而民国还是白银本位制。您觉得，海南根据地，甚至是未来的新中国，货币应该以何为本？”
李思华的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发行货币的最最核心的要害，决定了货币的根本体制。
史政福沉吟了一下。这正是最近几个月他反复思考，觉得困难重重的问题。他回答说：
“以我个人的意见，最好的货币体制，当然是黄金本位制，因为黄金是价值最稳定、最深入人心、最被广泛接受的贵金属，几千年来它本身就是财富价值的等义词。但是，黄金是有限的，而随着各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恐怕长期而言，难以为继，世界上找不出那么多的黄金来继续作为货币之锚。而民国的白银本位制，看似类似于黄金本位制，其实不然，白银相比黄金，价值的稳定性相差百倍，中期看来，白银价值的波动性过大，难以作为货币之锚。”
李思华点点头，她觉得史政福还是很有远见的。史政福继续说：
“即使是美国，现在的金本位制持续下去，也会面临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从未来看，恐怕英镑这样的国家信用货币，还是发展的主要方向。”
“但信用货币，货币的价值是锚定国家信用。这就使得大多数国家如果采用信用货币，其币值必然不能稳定。”他进一步解释：
“英国和美国能发行信用货币，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强和最稳定的国家，全球的民众对他们的国力有信心，所以才对他们的货币有信心。当各国的民众发现，他们使用美元或者英镑，在全球各国都能被接受，而且可以自由兑换，那么自然美元或英镑，就会被大家当成类似黄金的硬通货。”
“其次一等的，是法国法郎、瑞士法郎之类的信用货币，他们发行的信用货币，信用比不上英镑或者美元，但在全球的接受度还算可以，也可以自由兑换，所以可以勉强发行信用货币。”
“至于其它的国家，实际上只能是强制发行法币，即用法律强制国民使用。但这样的信用货币，其实信用是不足的，基本上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际上很难被接受，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被接受。”
“海南根据地，目前只是一个几百万人的岛屿，经济实力很有限。严格来说，是不具备发行信用货币的条件的。又没有足够的黄金，无法实施金本位制。”
“所以海南可以发行的货币，暂时只能是法律强制本区域内，必须使用的法币。”这个时候史政福深深地看了李思华一眼，继续说：
“我听说，您曾经提出过以实物为锚。我个人认为，这具备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弊端很多，后患不少。”
“以稻米等粮食、或者以橡胶等物资为锚，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是，这些粮食和物资的价格，其实在外界不具备稳定性，波动性恐怕比起白银还大，因此对外界而言，这会是不稳定的货币，难以接受；其次，仓储管理非常复杂，物资不可能储存不动不用，人们对货币锚定的物资总量，信任度会是有限的。”
“所以，以实物为锚，可以提高在根据地内部的货币稳定性和信任度，但对于在对外贸易上使用，优势是有限的。这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李思华点点头，说道：
“确实，以实物为锚在当下的条件，其实很有限。除非商人们使用我们的货币，在根据地可以买得到任何外界需要的商品，而且价格合理，也许才说得通。但至少，在目前我们是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的。”她接着说：
“那么史先生有没有想过，或者干脆不发行货币呢？实行票证管理和以物易物呢？”
这个提法让史政福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说道：
“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一种战争形态下的管制体系，不再是正常的经济运行体系。”他有点欲言又止。
李思华接上话，说道：
“其实我理解货币的重要性。我认为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经济组织要繁荣，其体制或者说产权结构上，要实现两条最基本的，一是能够对资源有效配置，二是能够让交易成本或者说费用最小化。效率和成本，就是这两条。”
“到目前人类社会实践得到的经验，要实现经济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使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是最经济、最简便的方法。”
她看着喃喃不语的史政福，莞尔一笑，说道：
“这个说法非常资本主义，是吗？其实我们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效率和成本当然也是核心的、重要的问题。”
“其实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货币赋予了国民一种，财富的创造和转移效应。资产和财富被货币化，国民就有了对财富、富裕等概念的量化或者说具象化，这就能激发利己主义，通过让他们去追逐财富，从而激发创造力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个说法更加资本主义，不是吗？”
李思华看着有点尴尬的史政福，笑着继续说：
“您不必对这些理论和概念感到尴尬，正确的经济规律，对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利用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多换个说法。”
“我们并不反对利己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例如凶恶的利己主义或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史政福点点头，他读过李思华对于利己主义的阐述文章。
李思华说道：
“所以从经济规律出发，海南根据的发行货币，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
“根据地发行怎样的货币呢？就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困难重重，所以暂时我的建议是，还是与实物捆绑，将货币与票证联系在一起，货币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单独使用，而对于某些重要的管控的工业或农业品，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形成提货权。”
“我们现在不奢望外界商人，能马上接受我们的货币，无论如何，纸币是不能和直接的袁大头银元相比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降低对银元的内部需求，包括这些外部商人，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时候，就不必再使用银元或外汇，而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货币。”
史政福点点头，他的想法也是差不多。李思华继续说：
“至于中长期，我有一个想法，想先和史先生探讨一下。”
“黄金本位的货币，逐渐将是历史的过去式，没有必要再讨论。但是如果未来新中国，想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也是困难重重，即使我们的国力够强，但西方为了其货币霸权，肯定会封锁我们的货币，使其难以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为了保护我们的金融主权，恐怕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难以自由兑换的。”
“因此，我们的货币，既然很长时间无法以国际贸易为重，那就必须以国内稳定和适用为重。我的想法是，未来的货币之锚，放在bsa即basic strategy asset上。”
史政福有点茫然，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难道是他离开美国后新发展出来的理论？李思华继续说：
“所谓bsa，就是基础性战略资产。哪些资产是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呢？其实是从实物角度的扩张。”
“例如未来我们的土地是国有化，可能会有几十亿亩的耕地，会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例如我们会建设全国性的铁路、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这是无比巨大的工程和资产积累；例如我们还会建设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和发电体系，这同样是超级工程和巨量资产积累。我们还会建立先进的战略科技产业，例如电子通讯、电机动力等战略性产业。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入，都集中在了这些战略资产上。”
“所以我们的货币，既然对应的是社会的财富，既然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那么这些战略资产，自然应该反应最主要的货币比例。”
“我们设想一个例子。按照西方的货币体系，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耗资十万亿元的铁路网络，那么正常的体系是，铁路公司可能自有资本两万亿元，然后向商业银行借入了八万亿元，每年经营的利润所得，逐步偿还商业银行的借贷本息。”
“但是如果我们以bsa为货币之锚，那就变成了，央行以发行货币八万亿元，例如组成一个铁路长期投资基金，入股了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再无需向商业银行申请八万亿元贷款，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无需再向央行获取这笔货币，所以社会货币总量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其实就是这八万亿元优质资产，被作为了发行货币的锚，而铁路公司则从债权变为股权，负债大幅减少，利润增加，经营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商业银行受损。其实也不一定，他们有的是其它项目，而且类似铁路这样的项目，回报周期太长，本来就不一定喜欢。”
史政福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是他以往未曾想到过的新天地。
李思华这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不用这样的货币之锚。在无锚的情况下，强行发行信用货币，那最后我们发行货币的依据会变成什么？”
史政福思考了一阵，回答说：
“应该会是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借款。即我们收入了多少外汇，例如有了一笔美元，就在国内按照即时汇率，发行一笔人民币；或者商业银行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向央行借入一笔资金，那央行就对应发行一笔人民币。”
李思华点点头，她的前世就是这样。2019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了58%，而对商业银行应收的债权发行的人民币占了30%，两者合计88%。
她说：“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清楚，结果是人民币就会变成一种次级货币，即全球储备货币的附庸货币，因为你本身发行货币的大多数数量，是基于你拥有的全球储备货币的数量。在和平时期可能还能忍受，一旦国际关系紧张，这自然有着巨大的危险。我们货币的发展，要避免这样的危险，以bsa为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
“当然，现在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还请史先生带领人民银行的同志们，对于货币之锚进行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以确定我们的最终定位。”
除了对于货币之锚的讨论，她和史政福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后世美国用来巩固美元霸权的swift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1973年才成立的。李、史现在讨论的，自然不是那种类似swift的体系，当下即使是美国，也还没有这个实力，现在就来建立这样的全球货币跨境体系。
他们讨论的是将内部外汇交易扎口起来，即所有出口，即外界商人使用外汇，来购买根据地产品的，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先用外汇买入根据地的人民币，然后再用人民币采购物资和产品。而进口的过程则倒过来，先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然后再用外汇支付采购金额。其实就是后世外汇管理局的功能，先将货币的口子统一到一个关口，而不是让民间各自为政，以免货币交易混乱。
通过一个跨境支付系统，使得海南的3家指定银行，成为进出口交易唯三的货币通道，而所有出口获得的外汇，进入3家银行，就被汇兑成人民币支付给出口企业。直到需要进口的时候，再申请使用外汇。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种外汇管制，是非常必要的。
谈完正事，李思华与史政福的谈话扯开了去，他们现在谈论的，是彼此都熟悉的美国货币体系。
史政福说：“美国的货币体系与其它西方列强其实不太一样。它作为私人银行的特征更显著。例如英国作为央行的英格兰银行，它也是最早私人出资的，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国家做主，私人只剩下了名义。但美国就不一样了，政府其实是向完全的私人银行美联储借贷，用借来的钱运营国家。”
“其它大陆法系的西方列强，例如法国和德国，中央银行都是毫无疑问的国家资本、国家运营。像美国这样的，很少见。”
李思华点点头，她知道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会在1946被完全收为国有。此后，大国中就只有美国，保持这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作为国家的央行。她说道：
“这是由美国建国的历史所决定的，当初他们英国属地的十三个州联合造反，背后支持他们的，就是在美国形成的金融资本家。所以美国的建国，本身是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的产物，天生的资本大、政府小，从一开始政府就依赖于金融资本。”
她补充了一句“据我所知，南北战争后美国总统林肯，就很可能是死于金融资本家的刺杀。因为他犯了一个大忌，他试图完全发行基于政府信用的所谓绿票美元，不再向美联储借贷资产发行美元。”
史政福没有怀疑李思华的“传言”，因为他知道她在美国，有很多上层关系，他追问李思华还知不知道其它细节。
李思华告诉他，在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林肯去向摩根借贷军费，结果摩根向林肯开出了超过30%的高息要求，把林肯吓得要死，林肯对于金融资本家深感失望。后来他为了筹集军费，由政府自行以政府信用，发行了被叫做“绿票”的军票，引起了摩根代表的美国资本家与林肯政府的剧烈争吵。后来双方基于北方资本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对抗南方叛乱的基础上，勉强达成了暂时妥协，规定了绿票的总发行量。
但是战后，林肯进一步想改革美元，让它完全基于政府信用，而让美联储见鬼去，经过这场战争，他对于金融资本的警惕达到了高峰，完全不信任。但是这当然不会为金融资本家们所允许，这简直是要砸了他们的饭碗。所以最后林肯被刺，虽然原因被传得各种各样，但李思华自己还是有点相信这个解释。
史政福一听就懂，他瞬间就有点相信这个解释，作为金融专业的学者，他对于金融背后的暴力是非常了解的。
李思华最后总结说：“我们的货币，要倾向于实业资本，而不是美国那样的金融资本。就算是资本家阶层，实业资本家也往往比较爱国，因为他们的产业根基，就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他们与国家的命运关联紧密。但是金融资本家，是具备天生的反动性的，因为他们的资本是长脚的，随时可以从自己的国家开溜。说得粗俗点，这就是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而屁股决定脑袋。”
史政福点头同意，对于美国和民国那些金融资本的德性，他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