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36节
所以另一方面，他们只有将更大规模的制造业人口，转向低端服务业，例如去餐厅端盘子跑腿，去给城市居民送各种货、发展“快递业”等。总之尽量用低端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就业。
同志们觉得这样会正常吗？这就是“城市病”，实际上城市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但城市人口过多之下，只能是尽量发展各种“新职业”，其实这些职业的所需的技术程度，还低于制造业的普通工人，甚至还比不上乡村——端盘子跑腿的技术含量，难道还超过了在农村发展庭院经济和种植业？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更何况，这些新职业，也很容易被科技的进步所替代。
这样推演下去，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大量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出现，用西方对市场的原则来看，其工作的价值是很低的。绕了一圈，新的无产阶级，又要出现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这不是公有制能解决的问题，公有制顺利发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制造业无法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我们总不能用本身只够5个人吃的饭，强行去养10个人、20个人，那样的话毫无效率，只能导致产业衰落，导致人浮于事而“大锅饭”的严重问题。
科技越进步，城市就业的难度就越大。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可以两手一摊，不去管人民的死活，但我们不行，我们对人民是无限责任，必须承担重任。
如何解决问题呢？有一种思路是等待科技的发展，等到例如说机器能聪明到替代人的几乎所有劳动，那反正大家都可以不劳动，按需分配，其实就是人类可以剥削机器。很幸福不是吗？大家都可以当懒人。
台下哄堂大笑。
同志们不相信，我其实也不相信。那样的一个时代，必然是停滞的时代，人类会变成行尸走肉，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会将多数人，视为无意义的渣渣。多数人与其说是享福，不如说是被豢养的奴隶，不用付出劳力，却必然会付出其它更残酷的代价。这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理想的社会。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的意见，答案在于农村。
就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设想一下，10亿人中还有5亿人在农村，农场可能需要5000万人，剩余的4.5亿人他们组成了9万个乡寨，不过在这里我们用10万个乡寨来估算，保持一定的人口容纳弹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肯定无需每个人3亩到4亩以上的农地，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我们还是维持3亩这个基本线，一家四口就是12亩地。一个乡寨约20平方公里，那么10万个乡寨，大约就是200万平方公里，会占据国土面积的不到20%，同时经营着大约15亿亩的耕地。这当然做得到，其余的耕地，由农场规模化经营。这就是整体国民就业的蓄水池。
如果我们能做到，在乡寨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弹性设置，那么就能大大减少城市病的无序发展。
例如，在判断城市人口过多，新贫困阶层出现的时候，动员配置到乡寨。就像刚才我们举例的从9万个乡寨到10万个，就可以接受5000万的人口移入。超过5千万人，也可以新建乡寨。
而在乡寨中，原城市居民立即可以低成本地、拥有相比城市更大的住宅，可以获得每个人3亩地的农地配置、甚至是林地配置，可以加入乡寨组织的各种养殖、加工等产业。
当他们发现，在乡寨的收入，并不低于他们在城市，甚至生活水平更高的时候，就一定有吸引力。至于不会干乡寨的农活等，那是党组织和政府进行教育培训的问题，只要肯干，没有适应不了的。更何况，科技在进步，未来的农活，其实主要还是操作机械。
至于其它的问题，就是组织要一直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乡寨的生活，比起城市要枯燥，不利于吸引和留下人口，如何解决？
首先，乡寨基本配置是4500~5000人，本身就是一个小镇，具备基础的生活设施和各种配置，生活的便利性，相对城市，缩减得并没有那么厉害。
其次，我们的城市发展，本身并不应该是那种不断摊大饼一样的发展，而应该是“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旧的城区不应该继续扩张，而是在乡镇密集的中心，新建新区，新区与旧城区之间，建立轨道和公路系统，例如我们正在引进的轻轨系统，如果新区与旧区之间，相隔半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原来100平方公里的城区，这样变成500平方公里的城区，每个新区，也许能配置几十万人？其城市辐射的乡寨，就会增加10倍以上。这样的乡寨，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可以便利地进城，享受在乡寨，所无法享受的城市生活和设施，例如演唱会、大型体育比赛、大型商场、商业街等等。
总之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工业一定要反哺农业和林业。未来我们对于农林渔牧生产的资源，在物价管控上，肯定会逐渐一路走高，尽量保持乡村正常收入与城市正常收入的可比性。如果不能在城市生存，那么我们就提供去乡寨生存的替代，而且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替代，这样才有吸引力。
如果我们能实施上述策略并取得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将具备非常高的社会稳定性。失业问题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每一个人民都知道，自己还有最后一条路，甚至这条路并不算太差，也能避免失业造成的满腹怨气。
同志们由此可以理解，乡寨战略发展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根据地的一个个革命堡垒，而是包含了未来我们农村战略的基础。在未来，它将是我们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海绵和蓄水池。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发展城市的人口规模，实现最优化，避免城市病。一旦城市人口过多，或者经济形势有变化较差的时候，就可以将人口释放一些到乡寨中。
这是用农业的稳定性，来抵消制造业和城市其它行业的波动性。城市各种产业的波动性，恐怕是农业的几十倍，这导致失业和局部阶层收入低下问题，会不断地发生，单单只从城市的角度，永远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今天我所讲的，可能同志们会觉得非常遥远，很多假设，是基于未来城市高度发展后的推演。不过我们都知道一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探讨这样的战略，本身是为了未来在新中国，长期治国的需求，也是我们为未来更大的根据地做准备。如果现在不能想好想透，未来治国就会出现偏差，很多基础，一旦歪了，是扭不回来的。
当然，今天的讲话，很多是个人的臆测，未必完全正确，同志们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思考新局，用更完善的策略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李思华的阐述，得到了全体同志起立的热烈鼓掌。无论她说得对不对，我们党，就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气魄，去谋划未来，创造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
第61章 原则与机制
李思华的讲话，被编撰成为一本名为《中国城乡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思路》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未来新中国城乡体制的基本定局。
在返回美国前，由于根据地的货币化即将开始，根据同志们提出的疑问，李思华定下了未来同样影响深远的，解决两大问题的两方面原则与反腐机制。
第一个大问题，是党与政府的分工问题。
通过李思华两年前的提醒，同志们已经理解了，党与政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逻辑。李思华进一步阐明观点。
党是代表大多数底层人民的，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合法公民之间的协调结果，即“共和”的结果，所以党大、政府小。
所谓党大，是因为，既然党代表人口绝大多数，那么自然应该对国家绝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负责。例如我党创立的企业，并不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党企应该是为底层多数人民谋利、属于底层多数人民的企业。而政府创立的企业，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它是“共和”的企业，是解决社会各阶层共同利益的问题的。
党企，应该为底层人民谋私利，将利润通过精准扶贫等方式，归还给底层人民，促进他们从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
政企，则只有公利，没有私利。因为它是属于全民的企业，如果有利润，是从哪些人民那赚取的呢？
所以党企，应该理直气壮地控制有长期“利润”的重要领域，这里的利润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尤其是战略资源产业，以及对国力有重要支撑的产业，例如矿山、军工、钢铁、油田、交通，以及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等。
而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取决于我们最后，是否真正将利润归还给了底层人民。如果只是表面用人民的名义，而实际上是自己占有和享用利润，那我们就变成了窃国大盗。
当然，党企要着重投资那种需要长期投资，甚至局部亏损，但又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例如修铁路，通过票价和运费回本，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如果交给私企，那么要么修不起来，要么票价和运费奇贵，因为资本的本能需求，就是赚钱。但是党企，可以忍受长期亏损或者长期不赚钱。因为我们对“利润”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是，是否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赚钱。
例如医院，如果都是私人医院，那么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老百姓看不起病。而对党企来说，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单单以货币来衡量，那么党企会有很多是财务亏损的，但我们算的不是这个“经济账”。对于党来说，只要党企的总和，具备货币上的经济可持续性即可，并不追求货币的利润，评估的是党企的运营，给底层多数人民所带来的综合利益。
实际上，党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重要资源，还不能赚钱的话，本身也太笨了。当然，这有个掌握平衡性的问题，在不伤害底层人民利益又可以盈利的情况下，还是要追求盈利。
政企，虽然名为企业，实际上很多应该是服务全体公民的公益平台。例如修建图书馆、建设文化宫，需要有利润吗？实际上是从财政中拨款，来形成的公共服务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为了维持平台的运转，以服务全民，而不是赚钱。1
企业是如此分工，那么权力上如何分工呢？核心的原则应该如下：
一、党掌握军队和国防，这是永远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军队，我们才能维护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的利益不被剥夺，不会让剥削食利阶级卷土重来。
二、党掌握立法和司法，这也是永远的原则，革命本身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保证司法，偏向于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名义上的公平公正，因为底层人民在话语权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
三、党掌握战略资源。所有经济权力的来源，最大宗的永远是资源。党企的存在，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掌握战略资源。
四、党掌握主要舆论。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让具备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才有能力去操纵舆论，底层的老百姓，凭什么去和富人去说言论自由呢？话语权不同的人之间谈民主，那就是狼和羊在商量吃什么。我们当然不能将如此重要的权力，让渡给富人。
五、党掌握基层组织。基层本来就是底层人民的聚合。我们不去掌握吗？包括民兵组织、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
六、党掌握国策。国家和民族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符合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
那么政府的权力是什么呢？是“行政”。何谓行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所以作为党员，就必须在物质利益上可能有所牺牲，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会觉得这是牺牲吗？如果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我们并没有阻碍普通人去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是既想是党员，有组织提拔、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又想私人发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两全美事？这必须是党员自己人生的一个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双选。
党员也会有在中途掉队的，有的人的革命理想，并不能保持终生。未来肯定有干部，甚至是老干部，他们会用所谓的资历、所谓自己革命功绩的历史，来要求各种超越常人的待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逐步制定规则和标准。
我们承认这些人作为过去同志的历史功绩，我们可以给予符合所制定规则和标准的物质补偿，不过代价就是，请离开我们的党，你不再是党员，不再是党的干部。拿了物质补偿，就请你余生，去走自己的发财之路。
我们的原则是，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唯独党员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发财的路，没有一条物质待遇超过人民群众的路。
至于党企和政企，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也鼓励私企发展，鼓励私人创业，但不能是过去的那种以剥削为主的企业，而必须是社会主义规则下的新私企。
对员工的权益保护是基础的，包括8小时6天工作制，包括加班酬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包括试行社保基金等。
李思华尤其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参考国企，达到“正常生活”的要求，想发财又请不起人，脑筋歪到剥削上，那就不要开私企。对于那种来啰嗦工资太高、导致企业没利润的家伙，一律顶回去并严密监督是否违法。一旦出现克扣工资或者以缓发等理由，没有及时发工资的，立即停业调查。
工会是对底层员工的一层保障，但同时要建立专门的企业监督机构，构成双重保障。员工到企业监督部门，必须有直接沟通的渠道。
注意企业监督不是去调和协调的，而是去主动调查事实，根据事实做出决断，包括关闭或接管私企或其它严厉惩罚。也不要只是坐等投诉，而是必须机动地主动监督，例如定期约谈私企的员工等方式。调查研究，必须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的骨髓里。对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投诉，没有调和，只有根据事实的纪律。
关于私企的薪酬，李思华参考前世华为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和调整。本质是在参考国企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市场化，但强调了两点：
一是必须对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加以限制，例如高管，不能超过普通员工的5~10倍薪酬。这是避免高管利用与普通员工不同的话语权，而收割“代理人利益”。
二是对创始人，或者主要技术提供人，即按照西方规则能获得大量股权的“老板”阶层，进行限制。设置层层台阶，企业规模越大，股权和分红比例必须越小。如果做到和前世华为能相比的程度，那么股权比例必须低于2%或者1%，分红权也是如此。其多余股权可由员工持股会持有，其分红权属于全体在职员工。
李思华强调，我们对私企进行了这些限制，是因为我们政权的性质，完全与西方不同，我们是从底层人民利益出发，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并没有对那些自己有创业精神，梦想追逐财富的人关上大门，只是进行了限制，限制就是两条，不能对普通员工进行残酷剥削，必须保证员工在社会上保证正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个人财富，我们只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节制的小资本家，不接受无限贪婪的大资本家。
他们如果成功，也能收获相当于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财富。如果贪欲到这个程度，还不能满足，那么就请出国，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放松的。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们一定会损失一些贪欲旺盛的所谓“创业天才”，但我们无所谓。让他们去国外，去西方，离开了我国的环境和我国的人民，看他们自己所谓的“天才”，还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因为就算他们个人发展的企业是成功的，我们的妥协，也只会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破坏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才是因小失大。
如果“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只是对于个人财富无穷尽的贪欲带来的，那么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绝对不要。我们要的“企业家精神”，是敢于创新，是敢于冒险，是有限和能够克制的利己主义，是对事业的热爱，超过对金钱的热爱。
我们允许和鼓励私企的发展，是因为我们认知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认知有限的利己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但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利己主义必须有边界，完全和无限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恶。
两个问题之外，是反腐机制。
李思华想起前世的那句名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她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腐败如果在党内蔓延，那么这句名言就不是空话。
在机制问题上，她指出，有两种反腐，党内和党外。
党外的反腐，主要是依赖正在发展中的侦缉警察体系，民事侦缉本来即包括对一切反革命事务的调查，反腐当然是反革命的一种。由于涉及到经济，在调查中会升级到经济警察，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依据法律处置。在党外反腐中，也有可能涉及党员，正常调查处理即可，只是最后党内纪委加以承认，对贪腐分子追加党纪处分。在根据地最高层级，则设立监察部，领导整体党外反腐。
党内的反腐，主要依托纪委。纪委在党内也必须设立调查局，对党内贪腐事件进行调查，而不只是处置贪腐。她强调了两点原则：
一、主动调查。
不要坐等事件发生或者收到举报，才去进行所谓事后调查，那样的话，党和人民的损失已经发生。
所以必须主动调查，要形成每年轮流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常规经济审核。主动去发现问题，争取提前制止贪腐。因此，纪委必须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党组织对于纪委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工作纪律，要求更高，如果纪委人员贪腐或违纪，当然和必须罪加一等。
二、专业反腐。
根据地已经设立了行政会计学校，培养财务账目审核的专业人员，以后纪委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经济审核，必须有专业的会计人员加入审核。会计人员的专业审核意见，单独负责，不受纪委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个人意志的影响。
党外反腐，尤其是经济警察介入的案件，逐步也要执行专业反腐，也必须有会计审查人员的介入调查。
一定要克服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贪腐并不是背叛，所以应该从轻发落的思想。贪腐也是背叛，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是对组织纪律的背叛，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本质上，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所以一旦发现，开除党籍已经是最轻的处罚。
所有的贪腐案件，必须从严从重，而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李思华忙到4月初，将根据地的体制、制度、思想、重要工作与同志们梳理完毕后，她又要准备去美国了。接下来，将是她在美国的最后一役。
同志们觉得这样会正常吗？这就是“城市病”，实际上城市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但城市人口过多之下，只能是尽量发展各种“新职业”，其实这些职业的所需的技术程度，还低于制造业的普通工人，甚至还比不上乡村——端盘子跑腿的技术含量，难道还超过了在农村发展庭院经济和种植业？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更何况，这些新职业，也很容易被科技的进步所替代。
这样推演下去，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大量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出现，用西方对市场的原则来看，其工作的价值是很低的。绕了一圈，新的无产阶级，又要出现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这不是公有制能解决的问题，公有制顺利发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制造业无法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我们总不能用本身只够5个人吃的饭，强行去养10个人、20个人，那样的话毫无效率，只能导致产业衰落，导致人浮于事而“大锅饭”的严重问题。
科技越进步，城市就业的难度就越大。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可以两手一摊，不去管人民的死活，但我们不行，我们对人民是无限责任，必须承担重任。
如何解决问题呢？有一种思路是等待科技的发展，等到例如说机器能聪明到替代人的几乎所有劳动，那反正大家都可以不劳动，按需分配，其实就是人类可以剥削机器。很幸福不是吗？大家都可以当懒人。
台下哄堂大笑。
同志们不相信，我其实也不相信。那样的一个时代，必然是停滞的时代，人类会变成行尸走肉，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会将多数人，视为无意义的渣渣。多数人与其说是享福，不如说是被豢养的奴隶，不用付出劳力，却必然会付出其它更残酷的代价。这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理想的社会。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的意见，答案在于农村。
就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设想一下，10亿人中还有5亿人在农村，农场可能需要5000万人，剩余的4.5亿人他们组成了9万个乡寨，不过在这里我们用10万个乡寨来估算，保持一定的人口容纳弹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肯定无需每个人3亩到4亩以上的农地，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我们还是维持3亩这个基本线，一家四口就是12亩地。一个乡寨约20平方公里，那么10万个乡寨，大约就是200万平方公里，会占据国土面积的不到20%，同时经营着大约15亿亩的耕地。这当然做得到，其余的耕地，由农场规模化经营。这就是整体国民就业的蓄水池。
如果我们能做到，在乡寨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弹性设置，那么就能大大减少城市病的无序发展。
例如，在判断城市人口过多，新贫困阶层出现的时候，动员配置到乡寨。就像刚才我们举例的从9万个乡寨到10万个，就可以接受5000万的人口移入。超过5千万人，也可以新建乡寨。
而在乡寨中，原城市居民立即可以低成本地、拥有相比城市更大的住宅，可以获得每个人3亩地的农地配置、甚至是林地配置，可以加入乡寨组织的各种养殖、加工等产业。
当他们发现，在乡寨的收入，并不低于他们在城市，甚至生活水平更高的时候，就一定有吸引力。至于不会干乡寨的农活等，那是党组织和政府进行教育培训的问题，只要肯干，没有适应不了的。更何况，科技在进步，未来的农活，其实主要还是操作机械。
至于其它的问题，就是组织要一直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乡寨的生活，比起城市要枯燥，不利于吸引和留下人口，如何解决？
首先，乡寨基本配置是4500~5000人，本身就是一个小镇，具备基础的生活设施和各种配置，生活的便利性，相对城市，缩减得并没有那么厉害。
其次，我们的城市发展，本身并不应该是那种不断摊大饼一样的发展，而应该是“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旧的城区不应该继续扩张，而是在乡镇密集的中心，新建新区，新区与旧城区之间，建立轨道和公路系统，例如我们正在引进的轻轨系统，如果新区与旧区之间，相隔半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原来100平方公里的城区，这样变成500平方公里的城区，每个新区，也许能配置几十万人？其城市辐射的乡寨，就会增加10倍以上。这样的乡寨，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可以便利地进城，享受在乡寨，所无法享受的城市生活和设施，例如演唱会、大型体育比赛、大型商场、商业街等等。
总之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工业一定要反哺农业和林业。未来我们对于农林渔牧生产的资源，在物价管控上，肯定会逐渐一路走高，尽量保持乡村正常收入与城市正常收入的可比性。如果不能在城市生存，那么我们就提供去乡寨生存的替代，而且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替代，这样才有吸引力。
如果我们能实施上述策略并取得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将具备非常高的社会稳定性。失业问题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每一个人民都知道，自己还有最后一条路，甚至这条路并不算太差，也能避免失业造成的满腹怨气。
同志们由此可以理解，乡寨战略发展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根据地的一个个革命堡垒，而是包含了未来我们农村战略的基础。在未来，它将是我们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海绵和蓄水池。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发展城市的人口规模，实现最优化，避免城市病。一旦城市人口过多，或者经济形势有变化较差的时候，就可以将人口释放一些到乡寨中。
这是用农业的稳定性，来抵消制造业和城市其它行业的波动性。城市各种产业的波动性，恐怕是农业的几十倍，这导致失业和局部阶层收入低下问题，会不断地发生，单单只从城市的角度，永远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今天我所讲的，可能同志们会觉得非常遥远，很多假设，是基于未来城市高度发展后的推演。不过我们都知道一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探讨这样的战略，本身是为了未来在新中国，长期治国的需求，也是我们为未来更大的根据地做准备。如果现在不能想好想透，未来治国就会出现偏差，很多基础，一旦歪了，是扭不回来的。
当然，今天的讲话，很多是个人的臆测，未必完全正确，同志们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思考新局，用更完善的策略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李思华的阐述，得到了全体同志起立的热烈鼓掌。无论她说得对不对，我们党，就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气魄，去谋划未来，创造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
第61章 原则与机制
李思华的讲话，被编撰成为一本名为《中国城乡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思路》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未来新中国城乡体制的基本定局。
在返回美国前，由于根据地的货币化即将开始，根据同志们提出的疑问，李思华定下了未来同样影响深远的，解决两大问题的两方面原则与反腐机制。
第一个大问题，是党与政府的分工问题。
通过李思华两年前的提醒，同志们已经理解了，党与政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逻辑。李思华进一步阐明观点。
党是代表大多数底层人民的，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合法公民之间的协调结果，即“共和”的结果，所以党大、政府小。
所谓党大，是因为，既然党代表人口绝大多数，那么自然应该对国家绝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负责。例如我党创立的企业，并不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党企应该是为底层多数人民谋利、属于底层多数人民的企业。而政府创立的企业，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它是“共和”的企业，是解决社会各阶层共同利益的问题的。
党企，应该为底层人民谋私利，将利润通过精准扶贫等方式，归还给底层人民，促进他们从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
政企，则只有公利，没有私利。因为它是属于全民的企业，如果有利润，是从哪些人民那赚取的呢？
所以党企，应该理直气壮地控制有长期“利润”的重要领域，这里的利润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尤其是战略资源产业，以及对国力有重要支撑的产业，例如矿山、军工、钢铁、油田、交通，以及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等。
而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取决于我们最后，是否真正将利润归还给了底层人民。如果只是表面用人民的名义，而实际上是自己占有和享用利润，那我们就变成了窃国大盗。
当然，党企要着重投资那种需要长期投资，甚至局部亏损，但又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例如修铁路，通过票价和运费回本，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如果交给私企，那么要么修不起来，要么票价和运费奇贵，因为资本的本能需求，就是赚钱。但是党企，可以忍受长期亏损或者长期不赚钱。因为我们对“利润”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是，是否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赚钱。
例如医院，如果都是私人医院，那么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老百姓看不起病。而对党企来说，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单单以货币来衡量，那么党企会有很多是财务亏损的，但我们算的不是这个“经济账”。对于党来说，只要党企的总和，具备货币上的经济可持续性即可，并不追求货币的利润，评估的是党企的运营，给底层多数人民所带来的综合利益。
实际上，党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重要资源，还不能赚钱的话，本身也太笨了。当然，这有个掌握平衡性的问题，在不伤害底层人民利益又可以盈利的情况下，还是要追求盈利。
政企，虽然名为企业，实际上很多应该是服务全体公民的公益平台。例如修建图书馆、建设文化宫，需要有利润吗？实际上是从财政中拨款，来形成的公共服务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是为了维持平台的运转，以服务全民，而不是赚钱。1
企业是如此分工，那么权力上如何分工呢？核心的原则应该如下：
一、党掌握军队和国防，这是永远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军队，我们才能维护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的利益不被剥夺，不会让剥削食利阶级卷土重来。
二、党掌握立法和司法，这也是永远的原则，革命本身是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保证司法，偏向于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名义上的公平公正，因为底层人民在话语权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
三、党掌握战略资源。所有经济权力的来源，最大宗的永远是资源。党企的存在，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掌握战略资源。
四、党掌握主要舆论。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让具备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才有能力去操纵舆论，底层的老百姓，凭什么去和富人去说言论自由呢？话语权不同的人之间谈民主，那就是狼和羊在商量吃什么。我们当然不能将如此重要的权力，让渡给富人。
五、党掌握基层组织。基层本来就是底层人民的聚合。我们不去掌握吗？包括民兵组织、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
六、党掌握国策。国家和民族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符合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
那么政府的权力是什么呢？是“行政”。何谓行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所以作为党员，就必须在物质利益上可能有所牺牲，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会觉得这是牺牲吗？如果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我们并没有阻碍普通人去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是既想是党员，有组织提拔、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又想私人发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两全美事？这必须是党员自己人生的一个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双选。
党员也会有在中途掉队的，有的人的革命理想，并不能保持终生。未来肯定有干部，甚至是老干部，他们会用所谓的资历、所谓自己革命功绩的历史，来要求各种超越常人的待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逐步制定规则和标准。
我们承认这些人作为过去同志的历史功绩，我们可以给予符合所制定规则和标准的物质补偿，不过代价就是，请离开我们的党，你不再是党员，不再是党的干部。拿了物质补偿，就请你余生，去走自己的发财之路。
我们的原则是，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唯独党员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发财的路，没有一条物质待遇超过人民群众的路。
至于党企和政企，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也鼓励私企发展，鼓励私人创业，但不能是过去的那种以剥削为主的企业，而必须是社会主义规则下的新私企。
对员工的权益保护是基础的，包括8小时6天工作制，包括加班酬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包括试行社保基金等。
李思华尤其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参考国企，达到“正常生活”的要求，想发财又请不起人，脑筋歪到剥削上，那就不要开私企。对于那种来啰嗦工资太高、导致企业没利润的家伙，一律顶回去并严密监督是否违法。一旦出现克扣工资或者以缓发等理由，没有及时发工资的，立即停业调查。
工会是对底层员工的一层保障，但同时要建立专门的企业监督机构，构成双重保障。员工到企业监督部门，必须有直接沟通的渠道。
注意企业监督不是去调和协调的，而是去主动调查事实，根据事实做出决断，包括关闭或接管私企或其它严厉惩罚。也不要只是坐等投诉，而是必须机动地主动监督，例如定期约谈私企的员工等方式。调查研究，必须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的骨髓里。对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投诉，没有调和，只有根据事实的纪律。
关于私企的薪酬，李思华参考前世华为的例子，进行了说明和调整。本质是在参考国企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市场化，但强调了两点：
一是必须对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加以限制，例如高管，不能超过普通员工的5~10倍薪酬。这是避免高管利用与普通员工不同的话语权，而收割“代理人利益”。
二是对创始人，或者主要技术提供人，即按照西方规则能获得大量股权的“老板”阶层，进行限制。设置层层台阶，企业规模越大，股权和分红比例必须越小。如果做到和前世华为能相比的程度，那么股权比例必须低于2%或者1%，分红权也是如此。其多余股权可由员工持股会持有，其分红权属于全体在职员工。
李思华强调，我们对私企进行了这些限制，是因为我们政权的性质，完全与西方不同，我们是从底层人民利益出发，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并没有对那些自己有创业精神，梦想追逐财富的人关上大门，只是进行了限制，限制就是两条，不能对普通员工进行残酷剥削，必须保证员工在社会上保证正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个人财富，我们只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节制的小资本家，不接受无限贪婪的大资本家。
他们如果成功，也能收获相当于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财富。如果贪欲到这个程度，还不能满足，那么就请出国，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放松的。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们一定会损失一些贪欲旺盛的所谓“创业天才”，但我们无所谓。让他们去国外，去西方，离开了我国的环境和我国的人民，看他们自己所谓的“天才”，还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因为就算他们个人发展的企业是成功的，我们的妥协，也只会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破坏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才是因小失大。
如果“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只是对于个人财富无穷尽的贪欲带来的，那么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绝对不要。我们要的“企业家精神”，是敢于创新，是敢于冒险，是有限和能够克制的利己主义，是对事业的热爱，超过对金钱的热爱。
我们允许和鼓励私企的发展，是因为我们认知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认知有限的利己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但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利己主义必须有边界，完全和无限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恶。
两个问题之外，是反腐机制。
李思华想起前世的那句名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她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腐败如果在党内蔓延，那么这句名言就不是空话。
在机制问题上，她指出，有两种反腐，党内和党外。
党外的反腐，主要是依赖正在发展中的侦缉警察体系，民事侦缉本来即包括对一切反革命事务的调查，反腐当然是反革命的一种。由于涉及到经济，在调查中会升级到经济警察，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依据法律处置。在党外反腐中，也有可能涉及党员，正常调查处理即可，只是最后党内纪委加以承认，对贪腐分子追加党纪处分。在根据地最高层级，则设立监察部，领导整体党外反腐。
党内的反腐，主要依托纪委。纪委在党内也必须设立调查局，对党内贪腐事件进行调查，而不只是处置贪腐。她强调了两点原则：
一、主动调查。
不要坐等事件发生或者收到举报，才去进行所谓事后调查，那样的话，党和人民的损失已经发生。
所以必须主动调查，要形成每年轮流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常规经济审核。主动去发现问题，争取提前制止贪腐。因此，纪委必须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党组织对于纪委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工作纪律，要求更高，如果纪委人员贪腐或违纪，当然和必须罪加一等。
二、专业反腐。
根据地已经设立了行政会计学校，培养财务账目审核的专业人员，以后纪委对经济官员和党员的经济审核，必须有专业的会计人员加入审核。会计人员的专业审核意见，单独负责，不受纪委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个人意志的影响。
党外反腐，尤其是经济警察介入的案件，逐步也要执行专业反腐，也必须有会计审查人员的介入调查。
一定要克服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贪腐并不是背叛，所以应该从轻发落的思想。贪腐也是背叛，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是对组织纪律的背叛，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本质上，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所以一旦发现，开除党籍已经是最轻的处罚。
所有的贪腐案件，必须从严从重，而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李思华忙到4月初，将根据地的体制、制度、思想、重要工作与同志们梳理完毕后，她又要准备去美国了。接下来，将是她在美国的最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