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邈上书，援引历史上吕禄、霍光等人的例子，诋毁诸葛亮“身仗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之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李邈所说或是其真实想法，或者是为了迎合刘禅。但是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刘禅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二、头脑清楚、知人善用。
  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刘禅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从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动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不然诸葛亮不是有心讽刺了？《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裴松之也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当曹魏兵围成都之时，刘禅不战而降，这是刘禅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裴松之也就此事评论道：“方邓艾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而对于刘禅的“乐不思蜀”，刘禅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甚至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得以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2009年河南安阳疑似曹操墓的发现，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随后，与他一同“煮酒论英雄”的刘备也“不甘寂寞”，众多专家学者开始讨论刘备死后的真正葬身之地，有人认为刘备葬于四川彭山牧马乡的莲花坝，有人认为刘备葬于重庆奉节，也有人认为刘备就葬于成都武侯祠的惠陵，众多说法纷纷扰扰、不一而足，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刘备死后葬于惠陵，惠陵就位于今成都武侯祠。但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死于农历的四月，对于四川来说，正是烈日炎炎、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白帝城(今奉节)到成都全是逆流而上的水路和崎岖的山路，仅单程也得需要30多天时间。如果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到成都，尸体很可能已经腐烂，也就是说诸葛亮根本不可能拉着臭气熏天的刘备尸体，经过长达30多天的跋涉，把刘备安葬在成都。惠陵并不是真的刘备墓，而只不过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
  据此，有人认为真正的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文史资料来看，有关牧马乡莲花坝有皇坟的文字史料，《彭山县志》载：“治北四十里莲花坝有皇陵，并传莲花坝有皇庄。墓依山势，封土呈覆斗形，传此为刘备坟。民国时期，有自称刘备后裔的刘冬冬在此结庐守墓，言留有刘氏族谱，此人已死，族谱难觅……”
  从历史遗迹来看，在莲花村有一座神秘的大山丘，这座山丘朝向东南，正对府河、黄龙溪，占地100多亩，被当地人称为九片莲花花瓣的小山丘将皇墓环抱其中。古代风水先生还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如此好的风水宝地除莲花村以外，在我国还有北京的十三陵，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据当地文管所提供的资料，皇墓垂直高21米，封土周长100余米。1995年4月，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测局605勘测队的红外检测结果显示，皇墓的顶部位于封土顶部下方50米，堆土下方建筑物面积约为30x35平方米，极有可能是巨大古墓。
  现在的皇坟上，长满了各类杂草和茶树，被村民挖出来的墓砖四处散落，随处可见。墓顶侧，有几个六七米的盗洞，这些可能都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痕迹。沿着洞口往下观察，全是一层三合土加一层黄泥土夯筑起来的，靠近皇坟的地方还曾发现一块数十吨重的灌县石。由于墓建筑中混合有石灰，所以在皇坟的半山腰以上，竟然看不到蚂蚁蚊虫之类的东西。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骑马也就半天的时间，难道刘备的尸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再有，这座皇坟总面积达100多亩，全是由墓砖、墓墙、数十吨一块的灌县石和石灰、蛋清、黄泥混合夯筑成的，远看近观都像一座小山丘。按照当时的施工手段及进度，这些至少需要数十万民工苦干一个月以上，当时，哪来那么多石灰、蛋清？哪来那么多黄泥之类的东西？如此巨重的石头又是怎样从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运到莲花村的？其三，彭山人称刘备墓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皇坟处，虽然历经盗墓贼频频光顾，但是为何至今未能有一件可以证明刘备墓在此的实物？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备死后，由于尸体运输困难，原地葬在了奉节。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曾在该处挖出一个大洞。县政府在修建出城公路时，也挖出一条1米宽的土槽，当时被文物界认为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发现夔州宾馆地下有18米深的空洞，并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金属随葬品或铁墓碑。在后来的多次探测中，均得出相同的报告。但是，历史史籍对此却没有记载，也没有其他佐证证明这或许存在的墓址就是刘备墓。
  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实际上，刘备墓最有可能就位于成都武侯祠里的惠陵，陈寿的记载最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首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癸巳（即四月二十四日）卒于永安（今奉节）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这是蜀汉朝廷要昭告天下的国家大事，也是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先皇的葬礼不仅庄重严肃，还关乎到朝廷威信，刘禅和总揽国政的丞相诸葛亮不可能说假话，也毫无隐瞒事实的必要。
  从陈寿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在西晋时期写就《三国志》，但他生于蜀汉后期的蜀汉之地，熟悉蜀汉史事，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或歪曲事实。《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吴皇后云：“延熙八年（245年），后薨，合葬惠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先主传》记载的可靠性。且没有任何一本正史的任何记载否认刘备的葬身之处。
  再者，按照古代礼制，皇帝的陵墓均置于京城附近；即使君主卒于外地，遗体也要运回京城附近的陵墓安葬。刘备遗体运回成都，葬于惠陵，正是继承汉制的体现。如果将他葬于外地，不仅违背了帝王的葬制，而且破坏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刘禅不能接受，其他臣子和举国臣民肯定也无法接受！
  而对尸体防腐的怀疑则是低估了我们的老祖宗在遗体保存方面的高超技术。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已解决了尸体保存的难题；秦汉以来，遗体保存完好者比比皆是，尽管古人保存遗体的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但资料的散失绝不等于这种技术不存在，铁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所谓“就近安葬”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揣测，实在经不起推敲。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墓就位于今成都的武侯祠。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研究的任务了。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而遗物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些遗物不仅包括死者留给后代的物品，还包括死者的随葬品甚至死者的遗骨。在中外历史上，就有三具非常著名的头盖骨，它们价值连城，却又带给我们扑朔迷离的故事。
  依据这三具头盖骨的年代来分，它们分别是北京人头盖骨、玛雅文化中的水晶头骨以及最近被发现的疑似曹操的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发掘人员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时代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又陆续发现了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而在遥远的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的贝利兹的玛雅遗迹中发现了水晶骷髅。这个水晶骷髅属于1000年前的玛雅文化时期，大小几乎和人类的骷髅相同。经过检测，这个水晶头骨没有任何使用现代工具所遗留下来的加工痕迹，是完全的手工制品。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几。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关于玛雅水晶头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有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能说话，会唱歌。这些水晶头骨里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们必须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找到全部头骨。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除非13个头骨聚集在一起并按正确的位置摆放，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只有那样做，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挽救地球。
  抛开神秘消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和神秘存在的玛雅水晶头骨。最近，还有一个头盖骨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那就是疑似曹操头盖骨的出现！
  曹操是一个中国人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他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由于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曹操大多以奸雄的面貌出现，民间传言，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他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出殡那天，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真假难辨。
  但是，在2009年却有众多专家学者号称发现了曹操墓，曹操的尸骨就在墓中。这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之所以说这座墓就是曹操的墓葬，证据如下：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要求“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于是，将这一墓葬基本认定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考古专家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专家推断，这很可能是曹操的遗骨。为了确认此墓主人的身份，有专家还建议去曹操的老家取曹氏先祖的dna与这具遗骨进行比对。看来，此墓中的头盖骨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作用极大。
  上面所讲的这三个头盖骨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头盖骨出现，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国度，中国历史上能饮酒的人比比皆是，那么谁才是他们中酒量最大的人？他们中谁又是不折不扣的酒徒？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做了一个统计，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大法官于定国，说他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其他高手还有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汉朝的卢植是一石的酒量。而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则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最大酒徒。
  我们所说的酒量纪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像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纪录。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常常喝醉。而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一石是多少？按照通常说法是100斤，不过各个朝代的量具大小是不一样的，根据科学家沈括的换算，汉朝的一石相当于宋朝的32斤。古人说的“数”是指3以上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位饮酒冠军的酒量，大约等于100斤酒。后来，许多人的著作也都首推于定国为中国饮酒冠军。
  另一位能与于定国比一下酒量的名人，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甚远的话题。孔子一生崇尚中庸，自己曾说过“不为酒困”，也就是并不沉迷喝酒，百觚折算下来也有上百斤，但不仅孔融相信，2000多年来许多文人对此深信不疑，东晋著名的炼丹道人葛洪说：“嗜酒无量，仲尼之能也。”但是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酒精度还没有现在的啤酒高，鲁国的酒更是淡得出名，所谓“鲁酒薄而邯郸围”。所以他的酒量是比不上于定国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仅酒量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酒徒，他就是刘伶。
  众所周知，竹林七贤处在魏晋易代之际，各有各的遭遇，因对现实不满，隐于竹林。七贤会聚河内竹林，其主要目的就是清谈和饮酒。七人几乎都是嗜酒成瘾，纵酒放任。比如，阮籍听说步兵厨营人擅于酿酒，并且贮存美酒三百斛，就自荐当步兵校尉。任职后尸位素餐，唯酒是务。阮咸饮酒不用普通的杯子斟酌，而以大盆盛。有一次，一群猪仔把头伸入大盆，跟阮咸一起痛饮起来。
  而刘伶则是将饮酒发挥到了一个顶峰。他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更是以喝酒闻名。一次，他酒瘾大发，向妻子讨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砸碎酒具，哭着劝他道：“你酒喝得太多了，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它戒掉。”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戒酒，应当祈祷鬼神并发誓方行，你就赶快去准备祈祷用的酒肉吧。”他妻子信以为真，准备了酒肉，刘伶跪着向鬼神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次能饮十斗，再以五斗清醒，女人说出的话，切切不可便听。”说罢便大吃大喝起来，一会儿便醉倒了，害得妻子痛心大哭。因此，后人多把酣饮放纵的人比作刘伶。
  刘伶还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假如有客人到他家讽刺他几句，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后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大意是：“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缙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不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当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蒸馏器是金代的，也就是说，在金代以前酒的度数是不高的，从那时候起，中国才有白酒，从此以后的诗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千钟不醉”的豪情，说起来，堪称遗憾。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指的是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统治北中国的政权，主要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中除北齐外，都是由鲜卑族建立。北朝与南朝分立的局面，被合称为南北朝。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竟然有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文皇后乙弗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魏、齐、周等国的皇太后、皇后17人出家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成为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卷的尼姑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佞佛、媚佛而造成，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广兴祠庐，人苦之。”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北魏共历17帝，171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如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后来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于是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而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尺，全山造像142289尊。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6帝28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也佞佛，他曾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5帝25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皆因佞佛使然。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佞佛并不是皇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皇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清静幽雅，有利于染病在身的皇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皇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皇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也有的皇后是逃避深宫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寺庵可以躲开皇宫的森严制度，可以成为相对自由的乐园，甚至于可以变为淫乐之地。魏太武帝就是因为发现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妇女淫乐之处而毁佛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皇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寺院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尼的人数骤增。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他们不经营生产，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范缜在《神灭论》中说：人倾尽家财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粮食却被无所事事的众僧吃掉了。大量钱财都流进了寺院，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但却没有人去制止，人们还都在称颂“阿弥陀佛”。
  在这些佛寺中，有的还是由统治者出资修建的。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丽堂皇，以收容皇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为例，此寺还有大量的宫女供皇后妃役使。因此可以看出，这里名为寺院，实是皇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皇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皇后为尼与被贬入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皇后入寺为尼。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皇后出家为尼的根本原因。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孝文帝亲政后，改鲜卑姓为汉姓，改革服饰，迁都洛阳，制作礼乐，分明姓族，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对鲜卑族落后的社会习俗进行改革。但是，孝文帝在爱情生活上颇为坎坷，与事业的辉煌根本无法相比。
  孝文帝的前两位妻子分别是林氏和高氏，林氏和高氏虽然都为孝文帝生了孩子，但是孝文帝并没有明媒正娶她们，而且孝文帝也并不宠爱她们。孝文帝后来迎娶了两位皇后，分别是废皇后冯清、幽皇后冯润。废皇后冯清，是太师冯熙的女儿。太和十七年，27岁的孝文帝，虽然此时他已经是7个男孩的父亲，然而从礼法上讲，他依然是未娶妻的单身汉。太尉元丕等上表说：“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于是冯清被立为皇后，她履行一个皇后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每逢大典，她率领后宫中的夫人、嫔妃、世妇、御女如锦簇花团般出现在典礼现场；孝文帝出征，她留守平城，为远行的丈夫在佛前祈祷。然而，她却也无法得到孝文帝的爱。
  孝文帝所有的妻子中，他最的是冯清的异母姐姐冯润。冯润14岁入宫，她风采照人，妩媚艳丽，深得皇帝宠爱。但是不久却得了慢性病，被冯太后送出宫外当了尼姑。冯润病好之后，忍受不了念佛读经的寂寞，曾经与人有私情。孝文帝自冯润出宫之后，一直忘却不了她的音容笑貌，怀念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强烈。在得知冯润病愈的消息后，马上将她接回了宫中。
  冯润回宫后，孝文帝对她宠爱如初。公元496年，孝文帝以皇后冯清不讲汉话为由，废为庶人，立冯润为皇后。失势的皇后冯清，避居瑶光寺为尼，青灯古佛，孤独终老。孝文帝虽然宠爱冯润，却更加重视统一大业，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他发兵20万进攻南齐，并很顺利地攻下新野、南阳、樊城等地，之后，大军停在悬瓠一带休整。
  皇上领兵在外，在后宫做主的新皇后冯润水性杨花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当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高菩萨，仪表堂堂，是靠欺骗手段混进宫中的，仍是个没净身的真男子。冯氏不久便与他勾搭在一起。高菩萨很会笼络人，他手下有一批人甘心为他卖命，充当爪牙。冯氏也培植了一批私党，互相勾结，表里为奸。尽管宗室中有人知道了他们的丑事，但也无人敢管。
  但是，冯氏的丑闻最终还是被孝文帝知道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冯润不学无术的弟弟冯夙看中，孝文帝也答应了这门亲事。谁知公主与死去的丈夫情深意笃，不愿马上嫁人，即使嫁人，也不愿意嫁给冯夙这样的平庸之辈。冯夙准备强娶之时，无奈的公主率几个婢仆秘密出宫，赶往皇帝军中，合盘端出了皇后与高菩萨的奸情。孝文帝又惊又怒，但对妹妹的话也不全信，认为可能她在惊怒之下，捕风捉影，说了气话。但是，孝文帝的亲信宦官刘腾的密报却将孝文帝对皇后的幻想击得粉碎，孝文帝因此事急怒攻心病倒在军中。
  冯皇后得知自己的丑行暴露后，忧惧之中忙与母亲常氏商讨对策。俩人求托女巫，诅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图像冯太后那样，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同时为了侦探孝文帝的情况，冯润多次派心腹到军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为免打草惊蛇，对宫中之事佯作不知，冯润不禁心中窃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经周密安排，突然赶回洛阳，一入宫即捕拿高菩萨等人，并且从冯皇后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到了晚上，孝文帝坐在含温室，让冯皇后坐在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的东边屋子里，然后命令高菩萨等人坦白交待与皇后淫乱之事，高菩萨无奈，只得一一招供。审讯完高菩萨之后，孝文帝把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两人召进自己的房中，指着冯皇后对他们说：“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接着又说：“这个荡妇想要拿刀刺杀我，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分。”彭城王和北海王出去后，孝文帝问冯皇后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冯皇后跪地磕头，涕泣不已。孝文帝念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让冯皇后回到后宫幽居，嫔妃们见到她还照样对她施行皇后之礼，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每天早晨去向她请安。
  经此剧变，孝文帝一直郁郁寡欢，孝文帝因为冯润之事，加上身体本来虚弱，一病不起，临终时下旨：“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庶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北海王等人以孝文帝的诏令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不肯饮药，说道：“皇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诏令，这是诸王之辈们要谋杀我呀！”北海王无奈，只好让人把她抓住，强迫她把毒药喝下去。淫乱后宫的冯皇后就这样一命呜呼！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在我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流传着一首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讲述了一位巾帼英雄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首民歌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传唱至今，使人们对“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充满了敬仰。
  传说中木兰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平日料理家务。她还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衙门里的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知，按照当时的征兵制度，木兰的父亲也要从军。但木兰的父亲年岁已大，并且染病在身，根本就不能参军上战场杀敌。木兰没有哥哥，弟弟又太小，她不忍心让年老的父亲去受苦，于是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木兰父母虽不舍得女儿出征，但又无他法，只好同意她去了。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后。她担心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人发现，故此处处加倍小心。白天行军，木兰紧紧地跟上队伍，从不敢掉队。夜晚宿营，她从来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凭着一身好武艺，总是冲杀在前。战争一直持续了12年，由于木兰作战勇猛，武艺、兵法样样精通，在军中屡立战功，脱颖而出的她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跃居为一名将军。
  战争结束了，大军终于凯旋而归。皇帝论功行赏，封木兰为尚书郎。但是，木兰却不愿做官，也不想要财物，她只希望得到一匹快马，好让她立刻回家。皇帝欣然答应，并派使者护送木兰回去。木兰的父母听说木兰回来，非常欢喜，立刻赶到城外去迎接。弟弟在家里也杀猪宰羊，以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家后，脱下战袍，换上女装，梳好头发，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道谢。同伴们见木兰原是女儿身，都万分惊奇，没想到共同战斗12年的战友竟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于是，木兰从军的故事就一传十、十传百，在民间流传开来。虽然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正史中却没有关于她的记载。我们见到的最早记载木兰从军故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其中描写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究竟是文学杜撰，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呢？
  对于在历史上有无木兰这个人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木兰”的名字最早见于民歌《木兰辞》，无正史记载，她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形象，并非真有其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没有被记载入正史的并不代表本人不存在，中国古代就连位高至宰辅者也未必尽入正史，特别是武将，即便参加过征战者也只不过写进了几位战绩功勋特别卓著与地位名望特别显贵的人，况且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真人真事的不计其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就来源于真人真事，而且木兰就是唐朝人。
  这些人首先认为《木兰辞》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第一，诗中有“可汗大点兵”句，查遍二十四史，天子而兼有可汗之称的，仅有唐太宗一人。其次，诗中有“从此替爷征”句。只有唐初实行的府兵制，才有子代父征的规定。虽然府兵制早在北魏就出现了，但都没有子代父征的规定。另外，诗中描写府兵制的诗句甚多，如“愿为市鞍马”、“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等等，都是只有唐初有了自备资粮兵器的规定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行动。诗中还有“出门看火伴”等句，也只有唐初的折冲府才规定十人为火，据此可佐证木兰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唐初。再次，诗中有“策勋十二转”句，只有唐代置司勋吏，掌管官吏勋级，凡达到十二转者称为上柱国，对立有战功的将士先授以荣衔，再封以相适应的官职。最后，诗中有“愿借明驮千里足”句，史书记载：“唐制，驿置明驮使，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据此，木兰的故事亦应发生在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