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 第9节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我们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但是据史籍记载，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类似于永动机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真的存在吗？假若存在，木牛流马是怎样的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颈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颈，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南齐书》都记载存在木牛流马，我们不禁想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械？
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独轮车。《宋史》和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五所引的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是最早记载“鹿车”的典籍。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10卷，共记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作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5年与226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5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6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6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他是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五虎上将之首。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关羽以其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崇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神明，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共同尊奉。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无以匹敌，而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但关羽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刘备的甘、糜二夫人。
然而，最近却有专家把一个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认为关羽竟然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竟然和曹操争过美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记载：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听说秦宜禄有个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要求把杜氏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可能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
后来，杜氏在曹操处产下一子，据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非常喜欢他，曾说：“世有爱假子如孤者乎？”照此推算，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应该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关羽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居然还对一个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据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历史爱好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原文是：“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这里边很可能有错误，“娶”应为“取”，按照三国志注里记载，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城求救，后来他投降了曹刘联军，并在战后死于张飞枪下。若是我们将“娶”看成是“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秦宜禄根本没突围成功，或者突围成功，但救兵不到，见大势已去，于是又返回战场，投降了联军。由于其妻子仍然留在城内，于是他向关羽祈求城破之后保全妻子家人的性命，于是关羽又去向曹操进言“乞娶其妻”，实际上是“乞取其妻”。秦宜禄知道曹操好色，心中无底，怕事情有变，反复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于是便有了关羽的“屡启于公”。但这正好引起了曹操的怀疑，于是“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关羽因有负于秦宜禄的信任而“心不自安”。从常理上讲，秦宜禄是在战后被张飞杀死的，而在围城阶段，并没有死，也就是说，“其妻”仍是个有夫之妇，关羽屡次三番地央求曹操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并不像是一个知书达礼者所为，如果关羽本质如此，为何只此一例？为何关羽曾将曹操赠给的十名美女送给别人当侍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苛求关羽，不应该把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加在关羽身上进行评点，而应该将关羽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即使关羽真的曾经向曹操要求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常年在外征战，妻子又没生孩子，这在他所身处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确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据此，关羽想纳天生丽质的败将之妻为妾，按说也是情理中事。曹操出尔反尔，将杜氏据为己有，关羽对此极为不满，甚而一度动了杀机，对一个铁血男儿来说，恐怕也只是“一念之差”。就凭一件事情说关羽与曹操争风吃醋，说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未免过于刻薄，太不近人情了。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置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还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记忆中枢、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哪一项开颅条件不具备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它是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史学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笼罩在它身边的，是重重的刀光剑影，低沉的鼓角铮鸣，它的出现和消失，甚至成为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从而成为传国玉玺。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十一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洛神赋图》依据的是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其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助自己的梦境，将他的梦中情人如梦如幻地描绘了出来。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想象？
有人认为，所谓的“洛神”是现实存在的，那就是曹植的嫂嫂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操的夫人刘氏生长子曹昂，早年殁(死)于宛城。次夫人卞氏生四子：曹丕，笃厚恭谨；曹彰，勇而无谋；曹植，聪明机警，却嗜酒放纵；曹熊，身体病弱。
甄氏嫁给曹丕后，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援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一段情意。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甄氏被封为后，并于次年郁郁而死。
就在甄后去世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曹植在这篇赋文中以神话的方式来寄托他思念甄氏的哀思。魏明帝继帝位后，为避其母讳，乃改名《洛神赋》。
《洛神赋》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唐代大学者李善注解《洛神赋》，将曹植和甄妃的一段恋爱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更使洛神和甄妃等同起来。人们喜爱这段浪漫故事，更愿意相信这段故事的曲折、真实。这样，洛神甄夫人的传说借助《洛神赋》的优美文字和李善的浪漫注解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同样，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的理由：第一，即使曹植爱上他的嫂嫂，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其次，《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亦作《感甄赋》。而此“甄”不同彼“甄”，“甄”字通“鄄”，在作《感甄赋》的前一年，即黄初二年，曹植被曹丕封为鄄城侯，第二年又晋封为鄄城王（今山东濮县）。所谓感鄄者，所感的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而洛神，则是洛水之神，名宓妃，是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后来，甄后的儿子曹即位为魏明帝，他对叔叔的文章倒是很喜欢，不过觉得题目起得不好，便将《感甄赋》改为《洛神赋》。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名举动竟被后人理解成“欲盖弥彰”，于是文人附会，臆想百出，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的女子，便由宓妃变成了甄妃。
由此看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鄄”与“甄”的混淆使得甄妃成了《洛神赋》的主角，也成全了后人传说的美丽爱情故事。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说起刘备的儿子，小名叫做“阿斗”的刘禅，人们总把他与“扶不起”相联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是平庸昏聩之君，不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市井的平头百姓，对刘禅的印象始终是碌碌无为的庸主一个。更有甚者称之为“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乐不思蜀”的故事，似乎更加证明阿斗的“扶不起”。历史上的阿斗真的扶不起吗？他真的是个昏庸、愚钝甚至有些弱智的君主吗？
从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人认为，刘禅虽然不是英明神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
一、具有大度量。
刘禅17岁继承帝位后，依据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当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随着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这些刘禅都无怨言。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他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我们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但是据史籍记载，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类似于永动机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真的存在吗？假若存在，木牛流马是怎样的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颈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颈，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南齐书》都记载存在木牛流马，我们不禁想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械？
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独轮车。《宋史》和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五所引的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是最早记载“鹿车”的典籍。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10卷，共记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作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5年与226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5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6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6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他是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五虎上将之首。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关羽以其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崇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神明，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共同尊奉。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无以匹敌，而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但关羽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刘备的甘、糜二夫人。
然而，最近却有专家把一个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认为关羽竟然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竟然和曹操争过美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记载：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听说秦宜禄有个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要求把杜氏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可能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
后来，杜氏在曹操处产下一子，据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非常喜欢他，曾说：“世有爱假子如孤者乎？”照此推算，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应该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关羽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居然还对一个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据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历史爱好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原文是：“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这里边很可能有错误，“娶”应为“取”，按照三国志注里记载，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城求救，后来他投降了曹刘联军，并在战后死于张飞枪下。若是我们将“娶”看成是“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秦宜禄根本没突围成功，或者突围成功，但救兵不到，见大势已去，于是又返回战场，投降了联军。由于其妻子仍然留在城内，于是他向关羽祈求城破之后保全妻子家人的性命，于是关羽又去向曹操进言“乞娶其妻”，实际上是“乞取其妻”。秦宜禄知道曹操好色，心中无底，怕事情有变，反复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于是便有了关羽的“屡启于公”。但这正好引起了曹操的怀疑，于是“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关羽因有负于秦宜禄的信任而“心不自安”。从常理上讲，秦宜禄是在战后被张飞杀死的，而在围城阶段，并没有死，也就是说，“其妻”仍是个有夫之妇，关羽屡次三番地央求曹操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并不像是一个知书达礼者所为，如果关羽本质如此，为何只此一例？为何关羽曾将曹操赠给的十名美女送给别人当侍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苛求关羽，不应该把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加在关羽身上进行评点，而应该将关羽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即使关羽真的曾经向曹操要求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常年在外征战，妻子又没生孩子，这在他所身处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确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据此，关羽想纳天生丽质的败将之妻为妾，按说也是情理中事。曹操出尔反尔，将杜氏据为己有，关羽对此极为不满，甚而一度动了杀机，对一个铁血男儿来说，恐怕也只是“一念之差”。就凭一件事情说关羽与曹操争风吃醋，说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未免过于刻薄，太不近人情了。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置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还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记忆中枢、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哪一项开颅条件不具备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它是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史学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笼罩在它身边的，是重重的刀光剑影，低沉的鼓角铮鸣，它的出现和消失，甚至成为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从而成为传国玉玺。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十一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洛神赋图》依据的是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其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助自己的梦境，将他的梦中情人如梦如幻地描绘了出来。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想象？
有人认为，所谓的“洛神”是现实存在的，那就是曹植的嫂嫂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操的夫人刘氏生长子曹昂，早年殁(死)于宛城。次夫人卞氏生四子：曹丕，笃厚恭谨；曹彰，勇而无谋；曹植，聪明机警，却嗜酒放纵；曹熊，身体病弱。
甄氏嫁给曹丕后，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援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一段情意。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甄氏被封为后，并于次年郁郁而死。
就在甄后去世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曹植在这篇赋文中以神话的方式来寄托他思念甄氏的哀思。魏明帝继帝位后，为避其母讳，乃改名《洛神赋》。
《洛神赋》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唐代大学者李善注解《洛神赋》，将曹植和甄妃的一段恋爱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更使洛神和甄妃等同起来。人们喜爱这段浪漫故事，更愿意相信这段故事的曲折、真实。这样，洛神甄夫人的传说借助《洛神赋》的优美文字和李善的浪漫注解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同样，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的理由：第一，即使曹植爱上他的嫂嫂，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其次，《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亦作《感甄赋》。而此“甄”不同彼“甄”，“甄”字通“鄄”，在作《感甄赋》的前一年，即黄初二年，曹植被曹丕封为鄄城侯，第二年又晋封为鄄城王（今山东濮县）。所谓感鄄者，所感的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而洛神，则是洛水之神，名宓妃，是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后来，甄后的儿子曹即位为魏明帝，他对叔叔的文章倒是很喜欢，不过觉得题目起得不好，便将《感甄赋》改为《洛神赋》。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名举动竟被后人理解成“欲盖弥彰”，于是文人附会，臆想百出，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的女子，便由宓妃变成了甄妃。
由此看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鄄”与“甄”的混淆使得甄妃成了《洛神赋》的主角，也成全了后人传说的美丽爱情故事。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说起刘备的儿子，小名叫做“阿斗”的刘禅，人们总把他与“扶不起”相联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是平庸昏聩之君，不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市井的平头百姓，对刘禅的印象始终是碌碌无为的庸主一个。更有甚者称之为“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乐不思蜀”的故事，似乎更加证明阿斗的“扶不起”。历史上的阿斗真的扶不起吗？他真的是个昏庸、愚钝甚至有些弱智的君主吗？
从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人认为，刘禅虽然不是英明神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
一、具有大度量。
刘禅17岁继承帝位后，依据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当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随着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这些刘禅都无怨言。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他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