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9节
第49章 三大反动主义与司法原则
3月18日，李思华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除了高级干部外，不少地方中层干部也参加了会议。李思华在会上做了“反对三大反动主义”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还将出台具体政策，坚决地推行下去。
所谓的三大反动主义，李思华指的是封建宗法主义、教条和本本主义，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
先讲封建宗法主义，李思华首先举了一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例子。例如家庭中婆婆和丈夫虐待媳妇、女孩或不喜欢的孩子，有的甚至酿成人命。例如有的农村存在村霸，欺负村民，而其它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怯懦无为，甚至这些村霸还混入民兵组织，披上一层“虎皮”，更是肆无忌惮。例如农村中的寡妇，经常生活艰难，被其它村民欺负，而村中的妇女们闲言碎语，简直是要逼死人。例如有的村庄还存在所谓“族老”之类的封建宗法，支持私法，居然还敢“浸猪笼”等行径。
这些例子，李思华越说越火，最后她一巴掌拍在讲台上：“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民兵组织，在哪里？尸位素餐！毫无作为！”台下一片静默，鸦雀无声。
李思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继续说。
很多基层的同志，对此类事件视若无睹，还将之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说人家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不好管。这完全是扯淡！这是彻头彻尾的懒政，是对革命根基完全错误的理解。此类事情，就是反革命的具体体现，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
李思华的这个定位，让台下的同志都吃惊地抬起了头。
她说，我们的同志总是看轻此类事件，却不知道这是对我们彻底革命的极大阻碍。我们的革命，是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革命并不仅仅是针对反动剥削阶层，而是要深入到每一个人，对于人民内部的社会关系，更是重点的基础。
群众中就没有坏人了？干部中还有坏人呢。因为我们把他们都视为人民群众，就可以对他们中的坏人，对其家庭成员和对其它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视若无睹？婆婆、村霸和族老的剥削压迫，就不是剥削压迫？他们的作为，比起我们消灭的剥削食利阶层，对广大农民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有区别吗？
同样是剥削压迫，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是革命必须针对的目标！什么内部，什么家庭，都不应该成为革命止步的禁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深入这些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
我们服务和奉献的人民，是一个动态概念。如果有人要剥削和压迫别人，他就从我们人民的概念中消失，而成为我们革命坚决打击的对象——他已经变成了剥削食利阶级。
如果我们放任这些封建宗法思想继续肆虐，即使几十年后，乡村也形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
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规划“集村并寨”，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由于地理限制，而造成的一些封建宗法堡垒，将人们混合聚集，让很多封建宗法，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除了这种行政规划，思想上更要断其根。
所以同志们啊，警钟长鸣，基层的工作，必须在这方面倾注重点，彻底改变目前基层在这方面的懒政格局。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该拯救的拯救，该教育的教育。没有严厉的惩罚，怎么可能消除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
在这一次会后，根据地进行了一次规模非常大的“清风行动”，对农村的封建宗法主义，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打击，大大提升了乡村的思想风貌。
会上，李思华继续阐述第二个反动的主义，教条和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是设定所谓的“清规戒律”，然后不去看实际情况，而是把写在纸上的这些“规则”，当成是皇帝的金口玉言，僵硬地执行工作。其当然的反面，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要的，当然是实事求是。你只有解决了实质的要害，才能解决问题。按照教条和本本，只能是表面上过关，而实际上可能问题变得更严重。
在海南根据地，这一个月以来，李思华看到了不少的教条和本本主义。问题的一部分，体现在官僚主义上，有的干部领导，脱离群众，他们行事，依据的是教条和本本，却对具体的群众问题视若无睹，缺乏解决的热情，整个就是在做官老爷，而不是在做事。
但问题更严重的方面，在司法上。
她举了一个例子，村霸以一位农民的儿子性命为威胁，逼迫那位农民签下了巨额借条。然后打官司要求那位农民还款，农民当然还不出。村民们都知道农民是冤枉的，农民也在法庭上陈诉是被逼的，可是拿不出证据，而借条是客观现实存在的。
于是法官说他无法确定农民所陈诉的对方存在侵害行为，因此无法否认借款合同的有效性。判决农民败诉，要还钱。农民被逼无奈自杀了。
民兵组织逮捕了法官，可是后来政府还是要求释放了法官。因为不管怎样，他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没有错啊。
李思华一拍桌子：“没有错个屁！这也是反革命的罪行！”激动之下，她粗话都出来了。
李思华平静下来，她解释说这就是教条和本本主义的一种，西方法律界美其名曰“程序正义”，理由是因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所以就是正义。
这不扯淡吗？我们正在打倒中的剥削食利阶级，就是玩弄这种程序正义的高手。他们剥夺农民的土地，逼迫农民卖儿卖女卖妻的时候，都有程序啊，会画押按指印，签订协议契约。按照这种“程序正义”，岂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居然是正义的？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是何等荒谬的法律！如果他们是正义，那我们今天革命干什么？我们自己是非正义吗？
李思华分析，教条和本本主义之所以容易盛行，就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推卸责任，让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容易混饭吃。按照本本的规定，你总不能说我错，条例上都有啊，我只是照章行事。要有错，那错的是本本，不是我的错。好轻松啊不是吗？这也是革命者？李思华冷笑着说，台下静默得似乎一根针落地，都会被听得到。
我们司法的原则，应该是“事实正义”，事实是怎样的，我们就要尽量去还原，无法确认事实的，但是确有疑问，就不能在弄清楚之前瞎判案，宁可丢点面子挂起，也不能乱来！事实正义才是原则，程序只是在事实基础上的标准，谈何正义？不搞清楚这个，搞什么司法？
所以这个助纣为虐的法官，凭什么释放？应该毫不犹豫地枪毙！
根据我最近的调查，可以认定，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走偏了，需要全面清理，甚至是肃反！要建立一只革命者按照革命原则行事的司法队伍，而不是让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慕洋犬，来主导我们的立法和司法！
这一次的讲话，让海南的司法系统，经历了一次九级风暴，主要负责人被撤职查办，一批法官去职甚至被逮捕，监察系统、经济警察系统、乡寨派出所系统得到很大加强，因为新的原则是，纸面证据只是证据之一，警察和监察系统，必须搞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不能只调查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必须调查，结果不能仅依据纸面证据判定。司法以外的很多其它领域，也掀起了改变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行动。
李思华继续阐述第三个反动的主义，即精致的利己主义。
与讲述前面2个主义的完全反动相反，李思华先承认了利己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李思华说，利己主义是人性的本能。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基因中的本能就是利己的——是出于生物先天自我生存的本能，不可能被后天的文明和文化所完全摒弃。
达尔文的进化说发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利己的由来，每个人就像我们看到的动物，在各种竞争中求生存，猎人打猎，农民耕种、渔民捕鱼，这都是为了利己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本领。所以利己主义不能说是坏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推进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源泉之一。因为利己，所以有欲望，有欲望就会产生实现欲望的动力，去奋斗满足欲望，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带来人类的进步。
就算是同志们，你们敢说自己没有利己的动机吗？就算是我们推翻剥削食利阶层，也是含有利己的动机的，很多同志不就是因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改变自己家庭贫穷困苦的状况，因此而参加革命的吗？
所以我们不必否认利己主义，那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正确和客观的态度。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争论千年的课题，即使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就我个人而言，是坚定的“人性本恶”的信仰者。
为什么呢？我的逻辑是，人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动物性，动物性就是在无尽的残酷自然竞争中形成的，那种镌刻在基因里的完全利己性。完全利己就是一种恶。
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本性很自私的人，在集体和组织的框架中，往往也会抑制住自己自私的本性，甚至表现得大公无私。这是人的社会性。人的利己性被人的社会性所牵制，这是人类社会化以后就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人类克制了完全利己，用集体合作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了地球的主人。
所以，一个进步的社会，既要利用利己主义，又要通过社会组织，将利己主义控制在一定的度，超越了一定的度，利己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恶。
我们的古人其实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儒家的典型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是什么？修身与齐家是利己，而治国平天下是利他。再如“贫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儒家主张的是先利己、再利他。他们认为你先做好了利己，有了基础才能利他。利己之后，也必须利他，才符合古代社会的进步需求。
到了我们今天的革命者，其实更进了一步，真正的革命者，是先利他，再利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作为人民的一员，在这个残酷的社会，其实根本没有让你先利己的空间。只有先做打倒剥削食利阶层这样利他的革命，我们才能提供人民群众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来利己的环境。
这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要警惕利己主义，尤其是警惕那种超越了正常限度的利己主义。
已经成为“恶”的利己主义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凶恶的利己主义。例如我们面对的国内剥削食利阶层，他们不掩饰自己的完全利己主义，剥削无极限，压迫无忌惮，逼得人民活不下去，还说这是他们的恩典。这一种凶恶的利己主义是外敌，当然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
第二种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三个字，是描述伪装过、包装过的完全利己主义的形态，他们对其它人的利益，包括民族和国家利益，毫不在乎，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重要的。他们嘴上会喊口号，满口民主自由、独立人格，实际上对他们自我感觉“不如我”的人群鄙视之极，认为自己是喝咖啡的，你们这些喝茶的乡巴佬，凭什么要我为你们付出呢？他们所谓的独立人格，其实就是完全利己主义。
我喜欢喝咖啡，不过我也喜欢喝茶。这两者本来无所谓高下，只是个人喜好。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所谓自己是喝咖啡的，无非是觉得这是洋人的习俗，他们遵从后就高人一等。他们将自己完全利己的鄙视别人，用所谓的 “高雅”、“品味”来掩饰而已，他们将自己的自私自利、不顾民族大义，用所谓的“国际公民”、“世界公民”来掩饰和包装。
精致的利己主义，往往产生于内部，所以是更危险的敌人。例如我们少数领导干部，他们其实对于服务人民并没有热情，在意的，其实是自己的位置能不能高人一等，他们满口革命，其实对待贫苦人民，完全是鄙视。
刚才我们举例的被逼死的农民，他所遭遇的法官，其实就是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对农民的遭遇毫无同情，因为没有同情，所以对于做出明知错误的判决，毫不犹豫。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革命的典型实例。
同志们，在民国的文化界，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更是泛滥成灾。
例如那个著名的民国大师胡适博士，就是这样的反动无耻文人。在袁世凯签订了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个胡适居然对《二十一条》夸赞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居然是外交的巨大成功！他还公开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得了“爱国癫”。
所以即使是蒋介石这样的反动派，对胡适的评价也是：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像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又岂止是他一人呢？如果卖国能带来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一定毫无顾忌。国家民族都可以出卖，何况是底层的人民群众呢？他们还蛊惑学生都要利己，从自己利益出发，自私自利，才是对国家有利。其实就是明知道自己无耻，所以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无耻。
所以他们把自私包装成独立，把出卖包装成自由，把贪婪包装成奋斗，把分裂包装成民主。除了自己的利益，其实没有什么他们不可以出卖的。他们是比外国帝国主义更可恨的内部病灶。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从我们内部生长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从我们的体制中，吸取自己利益的营养，然后出卖背叛，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很聪明，甚至有能力，所以在他们的伪装之下，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后以他们的“成功”，来证明他们完全利己主义的自私是“天道”。
所以与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是必须坚持不懈的。他们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腐蚀，是体制之癌症。
我们的组织部门，未来提拔干部和领导，必须考察他们与群众的联系程度，只有那些走入群众中，与群众紧密联系，热诚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干部领导，才是提拔的对象。不仅是党政部门，对企业部门也是一样。 不能只是提拔所谓的“能人”，或者有文化的人。提拔这种无德而有才的人，对于组织不但不是帮助，反而是巨大的障碍和错误。
李思华的这一次讲话，影响深远。接下来海南根据地按照讲话精神，执行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一大批干部被更换。在这个时空后世的历史上，被称为“海南整风运动”。
第50章 历史教育与基础建设
整风运动的同时，李思华还关注了教育问题。
在她去美国前，制定的中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理工学、自然和政治思想教育这5门课程。随着海南教育的发展，正规化不可避免，所以历史教育就必然加入。而李思华看到现在编撰的历史教育课本，她只觉得哭笑不得。于是召开了历史教育工作会议。
李思华指出，这样的历史教育教材，简直就是典型又错误的教条主义的活典范。
历史的教材，是秘密请了一些国内的进步历史学家，又进行政治思想审核之下的产物。所以李思华这样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参与编撰的同志，脸色都变得青一阵白一阵——这个批评非常严厉。
李思华没有去管他们的脸色。她为什么这样说呢？李思华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农民起义问题。
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教材中，几乎都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视为是正义的，推动了社会进步。对于农民起义，几乎都是褒美之词，什么打击了封建社会的反动力量之类的。而对于其破坏性，往往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几句。
这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历史态度。
李思华指出，所谓的农民起义，从历史的真实来看，其实叫做“豪强起义”更现实一些，绝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地主豪绅发动的，重要的起义中，恐怕唯有明朝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起义，算得上是比较彻底的农民起义。
这些地主豪绅之所以起义，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王朝末期顶层的压迫，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被他们利用人民的穷苦而发动。他们与被推翻王朝的当权者，实际上是一个阶级，他们的起义，代表进步？扯淡呢，在他们推翻旧王朝之后，由于人口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土地溢出，导致的新王朝短暂兴盛，就算是进步？
这就是僵化的教条，让同志们错误地理解了革命理论，这是把造反直接就当成了进步，而不去分析造反的本质，革命一定要造反，但造反并不一定是革命。
农民起义并不代表“善”，很多起义军杀人屠城，凶残的程度更超过旧王朝的官军。这等屠夫，我们还要去褒奖？不是脑子有问题吗？历代王朝末期，往往是那些志在天下的豪强，需要收买民心时，才会强调军纪和发展经济，他们的出发点是皇权，而不是为了人民。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教授学生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他们从对比中，理解革命的“善”，理解我们不是历史上那种，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失败和落后的农民起义或豪强起义，我们是完全崭新的站在人民一边的人民力量，是带领人民实现和创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全新历史。
第二个是异族王朝问题。
她坦承自己看到元朝和清朝的历史教材后，反应的态度可以用“愤怒”二字来形容。这等历史的描述，已经不是政治倾向问题，简直是下贱！
听到她这样直白严厉的批评。在座的人脸都涨得通红，有一位“历史学家”愤然起身抗议，拂袖而去。
李思华没有管他，平静地阐述。
比如说元朝，对于忽必烈，说他入主中原后，用郭子敬等兴修水利，什么恢复了社会生产，然后又是马可波罗等，与世界交往。俨然是被褒奖的明主一个。
可是忽必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作为历史学家不清楚吗？此人率领野蛮的蒙古军，仅在北方就屠杀了汉人起码800万人，是十足的屠夫和刽子手，他的政权将汉人视为奴隶，肆意欺辱，例如蒙古人在村庄享有汉人女子的初夜权等。在座的都是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汉人死敌，应该千万世诅咒的畜生，居然在自己的史书上褒奖，简直是让人无语。
在座一片死寂。
李思华继续说，所以这样的历史教材有何意义呢？为了民族团结？团结必须是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如果为之而公然扭曲真实的历史，那只会让人耻笑，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第三个，是世界历史或者说西方历史问题。
首先，我们教授学生的，是世界的历史而不是西方的历史。这一系列的教材，很少谈到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历史，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但尤为严重的是，对于西方历史的讲授，完全照抄了西方人自己的说法，这是承认了对方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自己的历史书，必须基于我们中华为中心和本位，来解释历史，凭什么直接接受西方的历史说法呢？何况西方的历史学说，其实非常不严谨，充满了造假和伪史。
接下来，她举了一些西方伪造历史的例子。
例如，西方的考古发现，基本就是那些老遗址。挖了几十年，居然每年还能挖出来几十件新东西。我们中国的都是偶然发现新古墓，一下子就出土全部文物，所有生活中用到的物品都应有尽有，满地脏水污泥。西方这样的“考古”能不厉害吗？李思华冷笑着说。
例如，西方说2400年前古希腊有圣贤亚里士多德，这位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居然有300多万字。这当然厉害，我们2400年前的古人，不知道怎么才能将十万字甚至是几千字流传下来，你书写都找不到那么多材料，如果是刻竹简，居然2400年可以无损失。西方据说是用羊皮纸，不知道整个希腊的羊皮，都给这位圣人用，能不能够用。西方都是小国，战乱的程度远超过以统一王朝为主的中国，居然300多万字可以流传到现在。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信。
例如，古希腊真的那么发达吗？古希腊几乎主要的地理是石质山区，一个破碎贫瘠之地，根本不太适合人居，以古代的生产条件，也无法承受较大的人口规模，而且古希腊明显没有作为贸易中介地的地理条件。这个地方也许有古文明，但像西方历史那样描述的文明圣地，简直是扯淡。
例如，耶稣降生，有所谓东方三圣，来向圣婴祝贺，这明显是唐朝武则天时代，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的历史流觞。也说明耶稣降生，至少在唐朝之后了，很可能是从景教回传过去的，形成了西方的新神话。
类似这样的例子，李思华随口说了一大堆。那些历史学家都听傻了。
李思华最后总结说，其实绝大部分的西方考古，只要看他们所谓发掘和发现的过程，用中国自己的经验去对比，就可以发现其拙劣的造假行为。按照她自己的理解，西方的历史根本不是从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起源，西方在他们所谓的公元1200年前，根本没有历史可言，就是一些原始部落。
从我们的史书记载，可以管窥到一些真相，例如罗马，是在公元1200多年时，宋史有记载凯撒。所以西方真实的历史，大约是从公元1200多年后起步，他们通过历史造假，将其文明之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无非是彰显其文明来源“高贵”，塑造其文明上的优越性而已。
3月18日，李思华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除了高级干部外，不少地方中层干部也参加了会议。李思华在会上做了“反对三大反动主义”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还将出台具体政策，坚决地推行下去。
所谓的三大反动主义，李思华指的是封建宗法主义、教条和本本主义，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
先讲封建宗法主义，李思华首先举了一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例子。例如家庭中婆婆和丈夫虐待媳妇、女孩或不喜欢的孩子，有的甚至酿成人命。例如有的农村存在村霸，欺负村民，而其它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怯懦无为，甚至这些村霸还混入民兵组织，披上一层“虎皮”，更是肆无忌惮。例如农村中的寡妇，经常生活艰难，被其它村民欺负，而村中的妇女们闲言碎语，简直是要逼死人。例如有的村庄还存在所谓“族老”之类的封建宗法，支持私法，居然还敢“浸猪笼”等行径。
这些例子，李思华越说越火，最后她一巴掌拍在讲台上：“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民兵组织，在哪里？尸位素餐！毫无作为！”台下一片静默，鸦雀无声。
李思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继续说。
很多基层的同志，对此类事件视若无睹，还将之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说人家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不好管。这完全是扯淡！这是彻头彻尾的懒政，是对革命根基完全错误的理解。此类事情，就是反革命的具体体现，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
李思华的这个定位，让台下的同志都吃惊地抬起了头。
她说，我们的同志总是看轻此类事件，却不知道这是对我们彻底革命的极大阻碍。我们的革命，是要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革命并不仅仅是针对反动剥削阶层，而是要深入到每一个人，对于人民内部的社会关系，更是重点的基础。
群众中就没有坏人了？干部中还有坏人呢。因为我们把他们都视为人民群众，就可以对他们中的坏人，对其家庭成员和对其它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视若无睹？婆婆、村霸和族老的剥削压迫，就不是剥削压迫？他们的作为，比起我们消灭的剥削食利阶层，对广大农民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有区别吗？
同样是剥削压迫，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是革命必须针对的目标！什么内部，什么家庭，都不应该成为革命止步的禁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深入这些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
我们服务和奉献的人民，是一个动态概念。如果有人要剥削和压迫别人，他就从我们人民的概念中消失，而成为我们革命坚决打击的对象——他已经变成了剥削食利阶级。
如果我们放任这些封建宗法思想继续肆虐，即使几十年后，乡村也形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
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规划“集村并寨”，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由于地理限制，而造成的一些封建宗法堡垒，将人们混合聚集，让很多封建宗法，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除了这种行政规划，思想上更要断其根。
所以同志们啊，警钟长鸣，基层的工作，必须在这方面倾注重点，彻底改变目前基层在这方面的懒政格局。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该拯救的拯救，该教育的教育。没有严厉的惩罚，怎么可能消除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
在这一次会后，根据地进行了一次规模非常大的“清风行动”，对农村的封建宗法主义，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打击，大大提升了乡村的思想风貌。
会上，李思华继续阐述第二个反动的主义，教条和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是设定所谓的“清规戒律”，然后不去看实际情况，而是把写在纸上的这些“规则”，当成是皇帝的金口玉言，僵硬地执行工作。其当然的反面，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要的，当然是实事求是。你只有解决了实质的要害，才能解决问题。按照教条和本本，只能是表面上过关，而实际上可能问题变得更严重。
在海南根据地，这一个月以来，李思华看到了不少的教条和本本主义。问题的一部分，体现在官僚主义上，有的干部领导，脱离群众，他们行事，依据的是教条和本本，却对具体的群众问题视若无睹，缺乏解决的热情，整个就是在做官老爷，而不是在做事。
但问题更严重的方面，在司法上。
她举了一个例子，村霸以一位农民的儿子性命为威胁，逼迫那位农民签下了巨额借条。然后打官司要求那位农民还款，农民当然还不出。村民们都知道农民是冤枉的，农民也在法庭上陈诉是被逼的，可是拿不出证据，而借条是客观现实存在的。
于是法官说他无法确定农民所陈诉的对方存在侵害行为，因此无法否认借款合同的有效性。判决农民败诉，要还钱。农民被逼无奈自杀了。
民兵组织逮捕了法官，可是后来政府还是要求释放了法官。因为不管怎样，他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没有错啊。
李思华一拍桌子：“没有错个屁！这也是反革命的罪行！”激动之下，她粗话都出来了。
李思华平静下来，她解释说这就是教条和本本主义的一种，西方法律界美其名曰“程序正义”，理由是因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所以就是正义。
这不扯淡吗？我们正在打倒中的剥削食利阶级，就是玩弄这种程序正义的高手。他们剥夺农民的土地，逼迫农民卖儿卖女卖妻的时候，都有程序啊，会画押按指印，签订协议契约。按照这种“程序正义”，岂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居然是正义的？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是何等荒谬的法律！如果他们是正义，那我们今天革命干什么？我们自己是非正义吗？
李思华分析，教条和本本主义之所以容易盛行，就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推卸责任，让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容易混饭吃。按照本本的规定，你总不能说我错，条例上都有啊，我只是照章行事。要有错，那错的是本本，不是我的错。好轻松啊不是吗？这也是革命者？李思华冷笑着说，台下静默得似乎一根针落地，都会被听得到。
我们司法的原则，应该是“事实正义”，事实是怎样的，我们就要尽量去还原，无法确认事实的，但是确有疑问，就不能在弄清楚之前瞎判案，宁可丢点面子挂起，也不能乱来！事实正义才是原则，程序只是在事实基础上的标准，谈何正义？不搞清楚这个，搞什么司法？
所以这个助纣为虐的法官，凭什么释放？应该毫不犹豫地枪毙！
根据我最近的调查，可以认定，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走偏了，需要全面清理，甚至是肃反！要建立一只革命者按照革命原则行事的司法队伍，而不是让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慕洋犬，来主导我们的立法和司法！
这一次的讲话，让海南的司法系统，经历了一次九级风暴，主要负责人被撤职查办，一批法官去职甚至被逮捕，监察系统、经济警察系统、乡寨派出所系统得到很大加强，因为新的原则是，纸面证据只是证据之一，警察和监察系统，必须搞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不能只调查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必须调查，结果不能仅依据纸面证据判定。司法以外的很多其它领域，也掀起了改变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行动。
李思华继续阐述第三个反动的主义，即精致的利己主义。
与讲述前面2个主义的完全反动相反，李思华先承认了利己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李思华说，利己主义是人性的本能。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基因中的本能就是利己的——是出于生物先天自我生存的本能，不可能被后天的文明和文化所完全摒弃。
达尔文的进化说发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利己的由来，每个人就像我们看到的动物，在各种竞争中求生存，猎人打猎，农民耕种、渔民捕鱼，这都是为了利己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本领。所以利己主义不能说是坏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推进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源泉之一。因为利己，所以有欲望，有欲望就会产生实现欲望的动力，去奋斗满足欲望，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带来人类的进步。
就算是同志们，你们敢说自己没有利己的动机吗？就算是我们推翻剥削食利阶层，也是含有利己的动机的，很多同志不就是因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改变自己家庭贫穷困苦的状况，因此而参加革命的吗？
所以我们不必否认利己主义，那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正确和客观的态度。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争论千年的课题，即使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就我个人而言，是坚定的“人性本恶”的信仰者。
为什么呢？我的逻辑是，人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动物性，动物性就是在无尽的残酷自然竞争中形成的，那种镌刻在基因里的完全利己性。完全利己就是一种恶。
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本性很自私的人，在集体和组织的框架中，往往也会抑制住自己自私的本性，甚至表现得大公无私。这是人的社会性。人的利己性被人的社会性所牵制，这是人类社会化以后就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人类克制了完全利己，用集体合作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了地球的主人。
所以，一个进步的社会，既要利用利己主义，又要通过社会组织，将利己主义控制在一定的度，超越了一定的度，利己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恶。
我们的古人其实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儒家的典型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是什么？修身与齐家是利己，而治国平天下是利他。再如“贫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儒家主张的是先利己、再利他。他们认为你先做好了利己，有了基础才能利他。利己之后，也必须利他，才符合古代社会的进步需求。
到了我们今天的革命者，其实更进了一步，真正的革命者，是先利他，再利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作为人民的一员，在这个残酷的社会，其实根本没有让你先利己的空间。只有先做打倒剥削食利阶层这样利他的革命，我们才能提供人民群众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来利己的环境。
这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要警惕利己主义，尤其是警惕那种超越了正常限度的利己主义。
已经成为“恶”的利己主义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凶恶的利己主义。例如我们面对的国内剥削食利阶层，他们不掩饰自己的完全利己主义，剥削无极限，压迫无忌惮，逼得人民活不下去，还说这是他们的恩典。这一种凶恶的利己主义是外敌，当然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
第二种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三个字，是描述伪装过、包装过的完全利己主义的形态，他们对其它人的利益，包括民族和国家利益，毫不在乎，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重要的。他们嘴上会喊口号，满口民主自由、独立人格，实际上对他们自我感觉“不如我”的人群鄙视之极，认为自己是喝咖啡的，你们这些喝茶的乡巴佬，凭什么要我为你们付出呢？他们所谓的独立人格，其实就是完全利己主义。
我喜欢喝咖啡，不过我也喜欢喝茶。这两者本来无所谓高下，只是个人喜好。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所谓自己是喝咖啡的，无非是觉得这是洋人的习俗，他们遵从后就高人一等。他们将自己完全利己的鄙视别人，用所谓的 “高雅”、“品味”来掩饰而已，他们将自己的自私自利、不顾民族大义，用所谓的“国际公民”、“世界公民”来掩饰和包装。
精致的利己主义，往往产生于内部，所以是更危险的敌人。例如我们少数领导干部，他们其实对于服务人民并没有热情，在意的，其实是自己的位置能不能高人一等，他们满口革命，其实对待贫苦人民，完全是鄙视。
刚才我们举例的被逼死的农民，他所遭遇的法官，其实就是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对农民的遭遇毫无同情，因为没有同情，所以对于做出明知错误的判决，毫不犹豫。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革命的典型实例。
同志们，在民国的文化界，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更是泛滥成灾。
例如那个著名的民国大师胡适博士，就是这样的反动无耻文人。在袁世凯签订了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个胡适居然对《二十一条》夸赞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居然是外交的巨大成功！他还公开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得了“爱国癫”。
所以即使是蒋介石这样的反动派，对胡适的评价也是：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像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又岂止是他一人呢？如果卖国能带来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一定毫无顾忌。国家民族都可以出卖，何况是底层的人民群众呢？他们还蛊惑学生都要利己，从自己利益出发，自私自利，才是对国家有利。其实就是明知道自己无耻，所以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无耻。
所以他们把自私包装成独立，把出卖包装成自由，把贪婪包装成奋斗，把分裂包装成民主。除了自己的利益，其实没有什么他们不可以出卖的。他们是比外国帝国主义更可恨的内部病灶。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从我们内部生长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从我们的体制中，吸取自己利益的营养，然后出卖背叛，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很聪明，甚至有能力，所以在他们的伪装之下，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后以他们的“成功”，来证明他们完全利己主义的自私是“天道”。
所以与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是必须坚持不懈的。他们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腐蚀，是体制之癌症。
我们的组织部门，未来提拔干部和领导，必须考察他们与群众的联系程度，只有那些走入群众中，与群众紧密联系，热诚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干部领导，才是提拔的对象。不仅是党政部门，对企业部门也是一样。 不能只是提拔所谓的“能人”，或者有文化的人。提拔这种无德而有才的人，对于组织不但不是帮助，反而是巨大的障碍和错误。
李思华的这一次讲话，影响深远。接下来海南根据地按照讲话精神，执行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一大批干部被更换。在这个时空后世的历史上，被称为“海南整风运动”。
第50章 历史教育与基础建设
整风运动的同时，李思华还关注了教育问题。
在她去美国前，制定的中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理工学、自然和政治思想教育这5门课程。随着海南教育的发展，正规化不可避免，所以历史教育就必然加入。而李思华看到现在编撰的历史教育课本，她只觉得哭笑不得。于是召开了历史教育工作会议。
李思华指出，这样的历史教育教材，简直就是典型又错误的教条主义的活典范。
历史的教材，是秘密请了一些国内的进步历史学家，又进行政治思想审核之下的产物。所以李思华这样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参与编撰的同志，脸色都变得青一阵白一阵——这个批评非常严厉。
李思华没有去管他们的脸色。她为什么这样说呢？李思华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农民起义问题。
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教材中，几乎都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视为是正义的，推动了社会进步。对于农民起义，几乎都是褒美之词，什么打击了封建社会的反动力量之类的。而对于其破坏性，往往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几句。
这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历史态度。
李思华指出，所谓的农民起义，从历史的真实来看，其实叫做“豪强起义”更现实一些，绝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地主豪绅发动的，重要的起义中，恐怕唯有明朝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起义，算得上是比较彻底的农民起义。
这些地主豪绅之所以起义，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王朝末期顶层的压迫，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被他们利用人民的穷苦而发动。他们与被推翻王朝的当权者，实际上是一个阶级，他们的起义，代表进步？扯淡呢，在他们推翻旧王朝之后，由于人口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土地溢出，导致的新王朝短暂兴盛，就算是进步？
这就是僵化的教条，让同志们错误地理解了革命理论，这是把造反直接就当成了进步，而不去分析造反的本质，革命一定要造反，但造反并不一定是革命。
农民起义并不代表“善”，很多起义军杀人屠城，凶残的程度更超过旧王朝的官军。这等屠夫，我们还要去褒奖？不是脑子有问题吗？历代王朝末期，往往是那些志在天下的豪强，需要收买民心时，才会强调军纪和发展经济，他们的出发点是皇权，而不是为了人民。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教授学生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他们从对比中，理解革命的“善”，理解我们不是历史上那种，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失败和落后的农民起义或豪强起义，我们是完全崭新的站在人民一边的人民力量，是带领人民实现和创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全新历史。
第二个是异族王朝问题。
她坦承自己看到元朝和清朝的历史教材后，反应的态度可以用“愤怒”二字来形容。这等历史的描述，已经不是政治倾向问题，简直是下贱！
听到她这样直白严厉的批评。在座的人脸都涨得通红，有一位“历史学家”愤然起身抗议，拂袖而去。
李思华没有管他，平静地阐述。
比如说元朝，对于忽必烈，说他入主中原后，用郭子敬等兴修水利，什么恢复了社会生产，然后又是马可波罗等，与世界交往。俨然是被褒奖的明主一个。
可是忽必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作为历史学家不清楚吗？此人率领野蛮的蒙古军，仅在北方就屠杀了汉人起码800万人，是十足的屠夫和刽子手，他的政权将汉人视为奴隶，肆意欺辱，例如蒙古人在村庄享有汉人女子的初夜权等。在座的都是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汉人死敌，应该千万世诅咒的畜生，居然在自己的史书上褒奖，简直是让人无语。
在座一片死寂。
李思华继续说，所以这样的历史教材有何意义呢？为了民族团结？团结必须是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如果为之而公然扭曲真实的历史，那只会让人耻笑，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第三个，是世界历史或者说西方历史问题。
首先，我们教授学生的，是世界的历史而不是西方的历史。这一系列的教材，很少谈到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历史，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但尤为严重的是，对于西方历史的讲授，完全照抄了西方人自己的说法，这是承认了对方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自己的历史书，必须基于我们中华为中心和本位，来解释历史，凭什么直接接受西方的历史说法呢？何况西方的历史学说，其实非常不严谨，充满了造假和伪史。
接下来，她举了一些西方伪造历史的例子。
例如，西方的考古发现，基本就是那些老遗址。挖了几十年，居然每年还能挖出来几十件新东西。我们中国的都是偶然发现新古墓，一下子就出土全部文物，所有生活中用到的物品都应有尽有，满地脏水污泥。西方这样的“考古”能不厉害吗？李思华冷笑着说。
例如，西方说2400年前古希腊有圣贤亚里士多德，这位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居然有300多万字。这当然厉害，我们2400年前的古人，不知道怎么才能将十万字甚至是几千字流传下来，你书写都找不到那么多材料，如果是刻竹简，居然2400年可以无损失。西方据说是用羊皮纸，不知道整个希腊的羊皮，都给这位圣人用，能不能够用。西方都是小国，战乱的程度远超过以统一王朝为主的中国，居然300多万字可以流传到现在。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信。
例如，古希腊真的那么发达吗？古希腊几乎主要的地理是石质山区，一个破碎贫瘠之地，根本不太适合人居，以古代的生产条件，也无法承受较大的人口规模，而且古希腊明显没有作为贸易中介地的地理条件。这个地方也许有古文明，但像西方历史那样描述的文明圣地，简直是扯淡。
例如，耶稣降生，有所谓东方三圣，来向圣婴祝贺，这明显是唐朝武则天时代，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的历史流觞。也说明耶稣降生，至少在唐朝之后了，很可能是从景教回传过去的，形成了西方的新神话。
类似这样的例子，李思华随口说了一大堆。那些历史学家都听傻了。
李思华最后总结说，其实绝大部分的西方考古，只要看他们所谓发掘和发现的过程，用中国自己的经验去对比，就可以发现其拙劣的造假行为。按照她自己的理解，西方的历史根本不是从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起源，西方在他们所谓的公元1200年前，根本没有历史可言，就是一些原始部落。
从我们的史书记载，可以管窥到一些真相，例如罗马，是在公元1200多年时，宋史有记载凯撒。所以西方真实的历史，大约是从公元1200多年后起步，他们通过历史造假，将其文明之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无非是彰显其文明来源“高贵”，塑造其文明上的优越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