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当然，穆祺的话不一定可信。毕竟刘先生自己也知道，政治上的事从来都是各执一词，就算穆氏不至于下作到公然撒谎，但只要在关键的消息上稍微做一点扭曲，也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而要抵抗这样的扭曲，依旧需要一一查证，检验整套逻辑的可信程度——同样是非常的麻烦、非常的辛苦。
不过，他毕竟是皇帝，这样辛苦而麻烦的事情，似乎也不一定要麻烦到自己身上。所以刘先生顿了一顿，从袖中摸出两本书，递了过去：
“这是《三国志》与《后汉书》。你们先仔细看一看，看明白之后再谈谈感想。兹事体大，我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再做决定。”
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分工合作。当卫青霍去病要忙着查阅后汉书查阅三国志，查阅一切复杂繁琐的资料，逐一核对穆祺所发出的种种暴论时，刘先生则忙着游山逛水——不，体验生活——既然穆祺申请下来的“门”近在咫尺，眼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使用限制；那他自然理直气壮，据为己有，隔三差五，都要穿过“门”去逛上一逛，非要全方位无死角，亲眼见一见另一个时代的洛阳。
第一、二次入“门”时，他还只停留在北邙山半腰；第三次入“门”以后，刘先生做了充足的准备，就设法从北邙山脉偏僻遥远的地带爬了下去，绕到了靠近城郊的山脚，亲眼见证了城中显贵们在依山傍水处开辟的庄园——魏武北定中原以后，洛阳已经数十年不闻干戈，在乱世损伤殆尽的元气也稍稍恢复，上层又有了挥霍享乐的本钱，常常纵情山水之间，以饮宴歌舞派遣时光；于是刘先生登高远望，能把庄园里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个清清楚楚，如果再搭配上穆祺赠送的什么“远距离监听装置”，那就连宴会上的笑语喧哗都能听清楚一二。
说实话，这种宴会上的奢靡挥霍，刘先生其实是不吃惊的。毕竟他本人也是特别能造的主，在节省上实在没有资格批判他人。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宴会的频率——以往返几次的观察看，各处庄园中的饮宴狩猎和游园聚会几乎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真的是长日之乐，无休无止；而且花样百出、品味极高，蹴鞠、投壶、射覆、诗钟；百般技艺，巧妙迭出，可谓玩出了风格、玩出了水平，臻至某种高明的审美境界。
——如果以后世的文学史评价，这大概是“黑暗政治与混乱的世事在当时的士人心中留下了极强的虚无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开始着意于享受短暂的生命，创造出辉煌的意识之美”。不过，在老登心里，那就只有一个疑问：
“这些人都不上班的吗？”
没错，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庄园里的都是什么富贵闲人、退休高官，为了排遣寂寞才天天享乐。但用穆祺投放的什么监听装置听了四五遍后，刘彻却愕然发现，这些常日聚会的显贵日常谈笑，除了议论些诗词歌赋高雅艺术之论，提及的居然都是洛阳皇宫的机密、高层人事调动的底细，除了顶级权贵之外绝难意会的权力细节——换句话说，在这里聚会的应该是朝廷最显赫的核心，类似于老登手下卫、霍、公孙一流的人物。
但问题来了，卫、霍、公孙一流的人物，是哪里来的时间成天吃喝？
说实话，刘彻对手下人的态度是很可以了，千户侯万户侯，千两金万两金，只要做出了成绩立下了功劳，赏赐从来没有吝惜过，也从不介意臣下享受。但这种宠幸是有代价的，拿了皇帝的钱就得给皇帝卖命；从卫霍到张汤，从张汤到桑弘羊，哪一个不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拿了重金奖赏，不给皇帝当牛做马，还想着天天饮酒高乐，躺平快活？以刘彻的脾气，那恐怕你就只能到地府长眠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满怀迷惑的又监听了数日，皇帝又遇到了一个浑然不可理喻的事情。他告诉随同穿过大门的穆祺，说自己听到那些宴会的显要在议论什么“葛氏北伐”。
穆祺有些讶异，随后释然：
“又要北伐了么？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皇帝强调：“我说的是，他们在宴席上提到的原话是‘葛氏北伐’！”
政治是措辞的艺术，而不同的措辞意义上全不相同。以现在西蜀与中原的关系，就算不称呼一句“葛贼”，也要称呼一句“西逆”吧？而且“北伐”又是什么意思？“伐”者，以顺讨逆也，汉讨匈奴、南宋讨金，都可以称之为“北伐”，而如今的高官口口声声“北伐”、“北伐”，想表达的又是什么？都是权力场上混出来的人物，难道不知道这点微妙区别？
要是在汉武朝，哪个大臣敢说错这样要命的话，估计张汤为首的酷吏能叫他把十八代祖宗的反动思想都给吐个干干净净。但现在……哎，看现在这文恬武嬉的样子，可能这种暴论也不算什么了。但寻常小吏用这个来阴阳阴阳，也就罢了；一群曹魏高官，百分之百的既得利益者，怎么也玩这种文字游戏呢？
穆祺听懂了他的疑问，沉默片刻之后，耸一耸肩：
“这也不奇怪……”
“不奇怪？”
“是的。”穆祺道：“这几天我送了几台蜘蛛机器进去，悄悄潜伏到了附近的别业庭院，从好几位高官的书房里拍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他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拍摄的是一张墨迹淋漓的绢帛，笔法峻厉、法度严谨，看来是试演书法的练笔之作。当然，魏晋士大夫沉迷翰墨，各个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练一练字也不算奇怪；但关键是，那些练笔的语句中，除了常见的《论语》、《道德经》以外，居然还夹杂着几个熟悉到可怕的句子：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孔明，《出师表》。
得了，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了。宴会上谈论“葛氏北伐”，还可以说是酒喝多了管不住嘴
；私下里练个字都要顺便拐一句《出师表》，那就只能说明政治取向是真的有问题——我手写我心，这样私下里一人独处时的表现，是骗不了人的！
刘彻的声音变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魏国士族还是什么扭曲阴湿的诸葛控吗？何等变态的展开啊！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有人议论过的事情。”穆祺道：“很早就有历史学的观点指出，虽然官方上肯定是大加批判，但在私底下的叙事中，魏晋的大臣却普遍对诸葛氏怀有一种极为微妙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敌国酋首可以概括……”
实际上，仅以正史而论，正面描写诸葛氏的《三国志》反而颇为收敛；陈寿毕竟是敌国降臣，忌讳太多；考虑到武侯又有与司马懿正面对垒的往事，所以叙事上不能不极力克制，乃至趋于冷淡；但这种冷淡一点也不妨碍朝野上下的情绪，倒是郭冲这种根正苗红的晋臣，反而肆无忌惮，全力开火，搞出《条亮五事》之类纯粹亮吹的营销号大作——而这样狂吹诸葛、贬抑司马的营销号大作居然能爆火一时，流传千古，就可以看出西晋上下的倾向了。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妨碍嘛！
不过，皇帝陛下就很难理解这种心理状态了，他目瞪口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种明里批判暗里狂吹的调调？你当你是傲娇吗？！
穆祺摸了摸下巴：“我想，是因为恐惧吧。”
“恐惧？”
“不错，恐惧。”穆祺道：“实际上，魏晋两朝从诞生之初，就是笼罩在相当浓烈的亡国气氛中；这两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都从来没有显现出过一丁点兴旺发达的新生气象，而当时士族的悲观厌世情绪，也是出乎意料的严重……”
魏文帝受禅之时，就有人冷眼旁观，说出“魏柞恐不得久”的阴森预言；司马氏兴起之后，名士们留下的最著名的论断，则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即使三家归晋，天下一统，看似国力鼎盛，威震四海，但有识者遍查上下，仍旧要对着洛阳宫殿的铜骆驼痛哭流涕，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
要亡国了，要亡社稷了，要亡天下了——即使在国力最盛、局势最稳的时候，这样歇斯底里的悲观与恐怖仍旧萦绕在士人们的心中，化为不可解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难以排遣的究极噩梦；所以魏晋的诗歌才会那么虚无、凄厉、亢郁——那本质上是无处排解的恐怖在文字上的倾吐，是政治上再无出路之后破罐子破摔的发泄：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大家都知道这个安乐的假象立刻就要崩溃，于是干脆及时享受，肆无忌惮地挥霍浮生仅有的一点快乐。
当然，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很奇怪的。后世往往将之归类为政治迫害下的悲观；但如果仔细检查魏晋以来的历史，那名士清流们在政治上其实是赢麻了的——曹魏篡位时他们有了九品中正，可以理所应当控制仕途；司马篡位时大肆封赏，从此皇权真正与士族共天下。可以说，由东汉以来，士族鲸吞蚕食、日拱一卒，终于彻底掌握了政权；这样赢了又赢，胜了又胜的局面，到底有什么好悲哀的？
不过，他毕竟是皇帝，这样辛苦而麻烦的事情，似乎也不一定要麻烦到自己身上。所以刘先生顿了一顿，从袖中摸出两本书，递了过去：
“这是《三国志》与《后汉书》。你们先仔细看一看，看明白之后再谈谈感想。兹事体大，我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再做决定。”
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分工合作。当卫青霍去病要忙着查阅后汉书查阅三国志，查阅一切复杂繁琐的资料，逐一核对穆祺所发出的种种暴论时，刘先生则忙着游山逛水——不，体验生活——既然穆祺申请下来的“门”近在咫尺，眼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使用限制；那他自然理直气壮，据为己有，隔三差五，都要穿过“门”去逛上一逛，非要全方位无死角，亲眼见一见另一个时代的洛阳。
第一、二次入“门”时，他还只停留在北邙山半腰；第三次入“门”以后，刘先生做了充足的准备，就设法从北邙山脉偏僻遥远的地带爬了下去，绕到了靠近城郊的山脚，亲眼见证了城中显贵们在依山傍水处开辟的庄园——魏武北定中原以后，洛阳已经数十年不闻干戈，在乱世损伤殆尽的元气也稍稍恢复，上层又有了挥霍享乐的本钱，常常纵情山水之间，以饮宴歌舞派遣时光；于是刘先生登高远望，能把庄园里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个清清楚楚，如果再搭配上穆祺赠送的什么“远距离监听装置”，那就连宴会上的笑语喧哗都能听清楚一二。
说实话，这种宴会上的奢靡挥霍，刘先生其实是不吃惊的。毕竟他本人也是特别能造的主，在节省上实在没有资格批判他人。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宴会的频率——以往返几次的观察看，各处庄园中的饮宴狩猎和游园聚会几乎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真的是长日之乐，无休无止；而且花样百出、品味极高，蹴鞠、投壶、射覆、诗钟；百般技艺，巧妙迭出，可谓玩出了风格、玩出了水平，臻至某种高明的审美境界。
——如果以后世的文学史评价，这大概是“黑暗政治与混乱的世事在当时的士人心中留下了极强的虚无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开始着意于享受短暂的生命，创造出辉煌的意识之美”。不过，在老登心里，那就只有一个疑问：
“这些人都不上班的吗？”
没错，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庄园里的都是什么富贵闲人、退休高官，为了排遣寂寞才天天享乐。但用穆祺投放的什么监听装置听了四五遍后，刘彻却愕然发现，这些常日聚会的显贵日常谈笑，除了议论些诗词歌赋高雅艺术之论，提及的居然都是洛阳皇宫的机密、高层人事调动的底细，除了顶级权贵之外绝难意会的权力细节——换句话说，在这里聚会的应该是朝廷最显赫的核心，类似于老登手下卫、霍、公孙一流的人物。
但问题来了，卫、霍、公孙一流的人物，是哪里来的时间成天吃喝？
说实话，刘彻对手下人的态度是很可以了，千户侯万户侯，千两金万两金，只要做出了成绩立下了功劳，赏赐从来没有吝惜过，也从不介意臣下享受。但这种宠幸是有代价的，拿了皇帝的钱就得给皇帝卖命；从卫霍到张汤，从张汤到桑弘羊，哪一个不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拿了重金奖赏，不给皇帝当牛做马，还想着天天饮酒高乐，躺平快活？以刘彻的脾气，那恐怕你就只能到地府长眠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满怀迷惑的又监听了数日，皇帝又遇到了一个浑然不可理喻的事情。他告诉随同穿过大门的穆祺，说自己听到那些宴会的显要在议论什么“葛氏北伐”。
穆祺有些讶异，随后释然：
“又要北伐了么？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皇帝强调：“我说的是，他们在宴席上提到的原话是‘葛氏北伐’！”
政治是措辞的艺术，而不同的措辞意义上全不相同。以现在西蜀与中原的关系，就算不称呼一句“葛贼”，也要称呼一句“西逆”吧？而且“北伐”又是什么意思？“伐”者，以顺讨逆也，汉讨匈奴、南宋讨金，都可以称之为“北伐”，而如今的高官口口声声“北伐”、“北伐”，想表达的又是什么？都是权力场上混出来的人物，难道不知道这点微妙区别？
要是在汉武朝，哪个大臣敢说错这样要命的话，估计张汤为首的酷吏能叫他把十八代祖宗的反动思想都给吐个干干净净。但现在……哎，看现在这文恬武嬉的样子，可能这种暴论也不算什么了。但寻常小吏用这个来阴阳阴阳，也就罢了；一群曹魏高官，百分之百的既得利益者，怎么也玩这种文字游戏呢？
穆祺听懂了他的疑问，沉默片刻之后，耸一耸肩：
“这也不奇怪……”
“不奇怪？”
“是的。”穆祺道：“这几天我送了几台蜘蛛机器进去，悄悄潜伏到了附近的别业庭院，从好几位高官的书房里拍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他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拍摄的是一张墨迹淋漓的绢帛，笔法峻厉、法度严谨，看来是试演书法的练笔之作。当然，魏晋士大夫沉迷翰墨，各个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练一练字也不算奇怪；但关键是，那些练笔的语句中，除了常见的《论语》、《道德经》以外，居然还夹杂着几个熟悉到可怕的句子：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孔明，《出师表》。
得了，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了。宴会上谈论“葛氏北伐”，还可以说是酒喝多了管不住嘴
；私下里练个字都要顺便拐一句《出师表》，那就只能说明政治取向是真的有问题——我手写我心，这样私下里一人独处时的表现，是骗不了人的！
刘彻的声音变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魏国士族还是什么扭曲阴湿的诸葛控吗？何等变态的展开啊！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有人议论过的事情。”穆祺道：“很早就有历史学的观点指出，虽然官方上肯定是大加批判，但在私底下的叙事中，魏晋的大臣却普遍对诸葛氏怀有一种极为微妙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敌国酋首可以概括……”
实际上，仅以正史而论，正面描写诸葛氏的《三国志》反而颇为收敛；陈寿毕竟是敌国降臣，忌讳太多；考虑到武侯又有与司马懿正面对垒的往事，所以叙事上不能不极力克制，乃至趋于冷淡；但这种冷淡一点也不妨碍朝野上下的情绪，倒是郭冲这种根正苗红的晋臣，反而肆无忌惮，全力开火，搞出《条亮五事》之类纯粹亮吹的营销号大作——而这样狂吹诸葛、贬抑司马的营销号大作居然能爆火一时，流传千古，就可以看出西晋上下的倾向了。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妨碍嘛！
不过，皇帝陛下就很难理解这种心理状态了，他目瞪口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种明里批判暗里狂吹的调调？你当你是傲娇吗？！
穆祺摸了摸下巴：“我想，是因为恐惧吧。”
“恐惧？”
“不错，恐惧。”穆祺道：“实际上，魏晋两朝从诞生之初，就是笼罩在相当浓烈的亡国气氛中；这两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都从来没有显现出过一丁点兴旺发达的新生气象，而当时士族的悲观厌世情绪，也是出乎意料的严重……”
魏文帝受禅之时，就有人冷眼旁观，说出“魏柞恐不得久”的阴森预言；司马氏兴起之后，名士们留下的最著名的论断，则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即使三家归晋，天下一统，看似国力鼎盛，威震四海，但有识者遍查上下，仍旧要对着洛阳宫殿的铜骆驼痛哭流涕，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
要亡国了，要亡社稷了，要亡天下了——即使在国力最盛、局势最稳的时候，这样歇斯底里的悲观与恐怖仍旧萦绕在士人们的心中，化为不可解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难以排遣的究极噩梦；所以魏晋的诗歌才会那么虚无、凄厉、亢郁——那本质上是无处排解的恐怖在文字上的倾吐，是政治上再无出路之后破罐子破摔的发泄：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大家都知道这个安乐的假象立刻就要崩溃，于是干脆及时享受，肆无忌惮地挥霍浮生仅有的一点快乐。
当然，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很奇怪的。后世往往将之归类为政治迫害下的悲观；但如果仔细检查魏晋以来的历史，那名士清流们在政治上其实是赢麻了的——曹魏篡位时他们有了九品中正，可以理所应当控制仕途；司马篡位时大肆封赏，从此皇权真正与士族共天下。可以说，由东汉以来，士族鲸吞蚕食、日拱一卒，终于彻底掌握了政权；这样赢了又赢，胜了又胜的局面，到底有什么好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