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我勒个秦汉军国主义王朝啊！
穆祺的脸有点发绿了。
不过，凭此寥寥数语，他大抵也理解了老登骤然应激的缘故。劣钱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故，但应该也不至于把老登刺激到放大绝招；不过，这回发现劣钱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巧了——居然是在战争前线，居然是从士卒手上发现，居然比例还如此之大；那搞不好就是有人以此为棋子，在蓄意的动摇军心、腐蚀士气、煽动士卒对皇帝的怀疑。既然如此，那皇帝反应过激，自也在情理之中。
由伪造货币联想到动摇军心，由动摇军心再联想到篡夺军权；老登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如此飞跃。但关键你还真不能指责他飞跃得太离谱，这个逻辑链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有没有证据……嗨，老登在这上面从来不需要证据。
涉及到军队事务，那就连卫霍都不好说什么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果还要执意为张汤等说情，那只会适得其反，激起刘某更大的反感与不快。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刘某心中怕不是都已经构思出了一个组织严密权势强大欺上瞒下的叛国篡军集团（当然，他根本没有证据，但还是那句话，证据并不重要），任何牵涉到军权的人贸然发言，都只能更加挑动怀疑和猜忌；这个时候能开口说话的，只有完全的局外人……
“我觉得。”穆祺忽然里开口：“这倒也不至于说是什么针对军队的变故。”
老登抬头看了穆氏一眼，没有说话。
显然，皇帝倒绝不怀疑穆祺会试图篡夺军队（想想现代世界的武力，篡夺一支冷兵器军队有什么意义？），但出于对穆氏理智的怀疑，他并不怎么相信此人说的话。
“我检查了所有伪造的货币，发现它们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穆祺道：“有的货币做得很精巧，特意将铁藏在了铜钱内芯里，需要砸开铜板才能看出端倪；有的货币就非常粗糙，铁和铜一半一半，用肉眼都能看出来颜色不均匀。如果真有什么精细巧妙、深谋远虑的阴谋，总该管控一下工艺流程，而不是放纵这种残次品到处流通，增加暴露的风险……再说了，这里的很多伪造货币，都是士卒买卖吃喝，从沿途百姓手中交换来的。难道还有人能控制自由买卖中的货币流通吗？”
精准控制自由市场里货币的流通——这是现代社会亦梦想不到的奇迹。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真有哪个幕后黑手厉害到能控制货币精准流入军队，那他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大手就是他的大手，自由市场的规律就是他的规律；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哈耶克，一切的后起之秀都只能匍匐在大手的阴影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啊，愿他光辉照耀自由意志，愿他的大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自由市场之上！
所以问题来了，幕后黑手要是真有这么厉害，他还念念不忘那一点权位做什么？
综上所诉，幕后黑手或许可能存在，但幕后黑手存在不太可能。老登幻想的什么“叛国篡军集团”——多半只是幻想。
当然，仅仅指出“不太可能”是不够的。就算穆祺的言论成立，那也只是“不太可能”，而非“绝不可能”，总有一点细小的概率，会指向那个可怕的可能；而众所周知，皇权又绝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冒一丁点的险；因此，穆祺还得补上一句：
“而且，就算陛下大开杀戒，恐怕用处也不会太大。”
老登终于挑起了眉：“为什么？”
“第一是前车之鉴。以《史记》的记载，陛下晚年挥霍太甚，国库空虚（老登嘴角一抽），为了从豪商显贵手上搜刮财富，曾经数次改革币制。但无论推出什么样的新钱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大量的劣质山寨货，即使强力禁止，也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陛下应该有印象。”
显然，刘某对此非常有印象，有印象到脸都拉长了。
不过，他仍然冷冷强调：“……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管住了。”
“是的，陛下发行了上林五铢钱后，盗铸的风气确实为之一缓。”穆祺道：“不过，这多半是因为大多数铜矿都控制在了朝廷手里，地方豪强没那个资本铸劣币了而已。而现在——现在嘛，同样的经验却不好照搬；毕竟情况可能大有不同。”
穆祺又从兜里摸出了一枚铜钱，一枚磨损明显、略有锈迹的半两钱。
“这是孝文皇帝时铸造的半两铜钱。”穆祺道：“我这里也有找零的业务，所以收上来的铜钱有新有旧，包括了各个年代的产物；我顺手抽了几个做测试，发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铸造的钱币，基本都没有往铜里掺铁的情况。”
刘先生脸色有些难看了：“你想说什么？”
作为乾纲独断的皇帝，刘某人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引述他们老刘家的列祖列宗——喔，这并不是说他对亲爹亲爷爷有什么意见；关键是，在大汉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气氛里，反复引述先帝的事迹，等于暗戳戳讽刺现任皇帝；制造——制造一种今不如故、一代不如一代的暗示。
孝文孝景时没有人往铜里掺铁，现在却冒出这么多；你是想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上的统治一团稀烂啰？
“请不必误会。”穆祺道：“我并不是赞美先帝的防伪措施。实际上，在孝文皇帝时，伪劣货币的问题依旧非常严重，只不过盗铸者往往采用的是另外的方式而已。”
他翻动半两钱，向老登展示钱币坑坑洼洼、尖刺凸起的边缘。这同样是中国货币史上大名鼎鼎的盗铸方式，“剪边”——将官方铜钱的边缘剪掉一部分，刮下铜屑私自保留；积攒到了一定数量，再将铜屑铸造为新的铜钱；等同于无中生有，以“钱”生“钱”。历代皇帝都曾大力打击这种缺德冒烟的举止，但到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文、景时期的盗铸，基本都是剪边钱、磨边钱，很少有人在钱的原料上直接动手脚。”穆祺从容解释：“到了陛下手上，剪边钱和磨边钱的数量倒是大幅减少了，但往铜钱中掺杂质的伪造手段却又蔚然成风……这个转变，真是相当之有趣。”
刘先生板着脸：“你不妨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
穆祺微微而笑：“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恰恰是陛下登基以后冶铁技术的巨大进步，才使新的伪造手段不断涌现，制造出了现在的局面。”
为什么文、景时没有人往铜钱里掺铁，现在却有很多？如果换做朝廷博学鸿儒，大概会引经据典，痛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风俗浇漓，请求皇帝以德化民，收拾人心；但对于无聊刻板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原因却很简单，简单到无趣——文帝景帝时冶铁技术还不发达，铁的价格不比铜便宜多少，掺进去也无利可图；而武帝以后，高炉冶铁狂猛发展，铁器价格迅速下降，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潜在的套利空间，开始大搞产业升级了。
所以，既不是文、景时的人更淳朴，也不是现在的人更尖刻，纯粹是因势利导，市场供需的无形大手在稳定发挥作用而已。
听这话似乎不像是在讽刺自己（说实话，老登现在都被讽刺得有点ptsd了），刘先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他思索片刻，又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把责任归咎于什么‘技术进步’了。”
穆祺道：“陛下想要这么理解，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第58章
“这与你以往的口径可是大相径庭啊。”老登淡淡道：“你不是曾向我反复强调, 新技术的伟大力量么？”
“新技术当然有伟大的力量，所以无论用于善恶，都会有惊人的效果。”穆祺道：“实际上, 高明的技术用于破坏、用于镇压、用于反动，一样也是绝佳的工具……陛下应该已经见识过这种力量才对。”
老登皱起了眉：“什么？”
“造纸术。”穆祺曼声道：“难道陛下不觉得奇怪么？造纸术是被蔡侯改良的, 最迟在东晋的时候, 工艺已经基本完善, 成本也完全可控；但陛下应该知道, 这种更廉价、更方便的知识载体被发明之后, 知识的流动是变得更容易了呢，还是更艰难了？阶级的流动是更顺畅了，还是更固化了？”
这简直是废话一样的疑问, 稍稍听点八卦都能回答的疑问；大汉的知识普及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现在的丞相公孙弘先前是替人赶猪的穷鬼, 现在的御史大夫张汤是小吏的儿子, 他们凭着个人的才气和皇帝的赏识爬到这个位置，至少是将知识变现了一个好价钱；但如果一一再往后计数, 那东汉时已经有了累世三公、高门贵姓垄断仕途的苗头；到了魏晋之时, 干脆一步跃进至九品中正, 什么养猪倌爬到御史丞相之类的可鄙笑话，那当然是绝不会有了。
懂不懂我们九品中正“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的含金量啊？
所以, 问题也就来了。明明有利于知识传播的跨时代发明已经出现, 为什么知识的流动却愈发艰难，艰难到近乎于封闭的地步？
穆祺的脸有点发绿了。
不过，凭此寥寥数语，他大抵也理解了老登骤然应激的缘故。劣钱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故，但应该也不至于把老登刺激到放大绝招；不过，这回发现劣钱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巧了——居然是在战争前线，居然是从士卒手上发现，居然比例还如此之大；那搞不好就是有人以此为棋子，在蓄意的动摇军心、腐蚀士气、煽动士卒对皇帝的怀疑。既然如此，那皇帝反应过激，自也在情理之中。
由伪造货币联想到动摇军心，由动摇军心再联想到篡夺军权；老登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如此飞跃。但关键你还真不能指责他飞跃得太离谱，这个逻辑链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有没有证据……嗨，老登在这上面从来不需要证据。
涉及到军队事务，那就连卫霍都不好说什么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果还要执意为张汤等说情，那只会适得其反，激起刘某更大的反感与不快。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刘某心中怕不是都已经构思出了一个组织严密权势强大欺上瞒下的叛国篡军集团（当然，他根本没有证据，但还是那句话，证据并不重要），任何牵涉到军权的人贸然发言，都只能更加挑动怀疑和猜忌；这个时候能开口说话的，只有完全的局外人……
“我觉得。”穆祺忽然里开口：“这倒也不至于说是什么针对军队的变故。”
老登抬头看了穆氏一眼，没有说话。
显然，皇帝倒绝不怀疑穆祺会试图篡夺军队（想想现代世界的武力，篡夺一支冷兵器军队有什么意义？），但出于对穆氏理智的怀疑，他并不怎么相信此人说的话。
“我检查了所有伪造的货币，发现它们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穆祺道：“有的货币做得很精巧，特意将铁藏在了铜钱内芯里，需要砸开铜板才能看出端倪；有的货币就非常粗糙，铁和铜一半一半，用肉眼都能看出来颜色不均匀。如果真有什么精细巧妙、深谋远虑的阴谋，总该管控一下工艺流程，而不是放纵这种残次品到处流通，增加暴露的风险……再说了，这里的很多伪造货币，都是士卒买卖吃喝，从沿途百姓手中交换来的。难道还有人能控制自由买卖中的货币流通吗？”
精准控制自由市场里货币的流通——这是现代社会亦梦想不到的奇迹。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真有哪个幕后黑手厉害到能控制货币精准流入军队，那他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大手就是他的大手，自由市场的规律就是他的规律；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哈耶克，一切的后起之秀都只能匍匐在大手的阴影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啊，愿他光辉照耀自由意志，愿他的大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自由市场之上！
所以问题来了，幕后黑手要是真有这么厉害，他还念念不忘那一点权位做什么？
综上所诉，幕后黑手或许可能存在，但幕后黑手存在不太可能。老登幻想的什么“叛国篡军集团”——多半只是幻想。
当然，仅仅指出“不太可能”是不够的。就算穆祺的言论成立，那也只是“不太可能”，而非“绝不可能”，总有一点细小的概率，会指向那个可怕的可能；而众所周知，皇权又绝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冒一丁点的险；因此，穆祺还得补上一句：
“而且，就算陛下大开杀戒，恐怕用处也不会太大。”
老登终于挑起了眉：“为什么？”
“第一是前车之鉴。以《史记》的记载，陛下晚年挥霍太甚，国库空虚（老登嘴角一抽），为了从豪商显贵手上搜刮财富，曾经数次改革币制。但无论推出什么样的新钱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大量的劣质山寨货，即使强力禁止，也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陛下应该有印象。”
显然，刘某对此非常有印象，有印象到脸都拉长了。
不过，他仍然冷冷强调：“……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管住了。”
“是的，陛下发行了上林五铢钱后，盗铸的风气确实为之一缓。”穆祺道：“不过，这多半是因为大多数铜矿都控制在了朝廷手里，地方豪强没那个资本铸劣币了而已。而现在——现在嘛，同样的经验却不好照搬；毕竟情况可能大有不同。”
穆祺又从兜里摸出了一枚铜钱，一枚磨损明显、略有锈迹的半两钱。
“这是孝文皇帝时铸造的半两铜钱。”穆祺道：“我这里也有找零的业务，所以收上来的铜钱有新有旧，包括了各个年代的产物；我顺手抽了几个做测试，发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铸造的钱币，基本都没有往铜里掺铁的情况。”
刘先生脸色有些难看了：“你想说什么？”
作为乾纲独断的皇帝，刘某人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引述他们老刘家的列祖列宗——喔，这并不是说他对亲爹亲爷爷有什么意见；关键是，在大汉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气氛里，反复引述先帝的事迹，等于暗戳戳讽刺现任皇帝；制造——制造一种今不如故、一代不如一代的暗示。
孝文孝景时没有人往铜里掺铁，现在却冒出这么多；你是想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上的统治一团稀烂啰？
“请不必误会。”穆祺道：“我并不是赞美先帝的防伪措施。实际上，在孝文皇帝时，伪劣货币的问题依旧非常严重，只不过盗铸者往往采用的是另外的方式而已。”
他翻动半两钱，向老登展示钱币坑坑洼洼、尖刺凸起的边缘。这同样是中国货币史上大名鼎鼎的盗铸方式，“剪边”——将官方铜钱的边缘剪掉一部分，刮下铜屑私自保留；积攒到了一定数量，再将铜屑铸造为新的铜钱；等同于无中生有，以“钱”生“钱”。历代皇帝都曾大力打击这种缺德冒烟的举止，但到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文、景时期的盗铸，基本都是剪边钱、磨边钱，很少有人在钱的原料上直接动手脚。”穆祺从容解释：“到了陛下手上，剪边钱和磨边钱的数量倒是大幅减少了，但往铜钱中掺杂质的伪造手段却又蔚然成风……这个转变，真是相当之有趣。”
刘先生板着脸：“你不妨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
穆祺微微而笑：“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恰恰是陛下登基以后冶铁技术的巨大进步，才使新的伪造手段不断涌现，制造出了现在的局面。”
为什么文、景时没有人往铜钱里掺铁，现在却有很多？如果换做朝廷博学鸿儒，大概会引经据典，痛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风俗浇漓，请求皇帝以德化民，收拾人心；但对于无聊刻板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原因却很简单，简单到无趣——文帝景帝时冶铁技术还不发达，铁的价格不比铜便宜多少，掺进去也无利可图；而武帝以后，高炉冶铁狂猛发展，铁器价格迅速下降，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潜在的套利空间，开始大搞产业升级了。
所以，既不是文、景时的人更淳朴，也不是现在的人更尖刻，纯粹是因势利导，市场供需的无形大手在稳定发挥作用而已。
听这话似乎不像是在讽刺自己（说实话，老登现在都被讽刺得有点ptsd了），刘先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他思索片刻，又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把责任归咎于什么‘技术进步’了。”
穆祺道：“陛下想要这么理解，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第58章
“这与你以往的口径可是大相径庭啊。”老登淡淡道：“你不是曾向我反复强调, 新技术的伟大力量么？”
“新技术当然有伟大的力量，所以无论用于善恶，都会有惊人的效果。”穆祺道：“实际上, 高明的技术用于破坏、用于镇压、用于反动，一样也是绝佳的工具……陛下应该已经见识过这种力量才对。”
老登皱起了眉：“什么？”
“造纸术。”穆祺曼声道：“难道陛下不觉得奇怪么？造纸术是被蔡侯改良的, 最迟在东晋的时候, 工艺已经基本完善, 成本也完全可控；但陛下应该知道, 这种更廉价、更方便的知识载体被发明之后, 知识的流动是变得更容易了呢，还是更艰难了？阶级的流动是更顺畅了，还是更固化了？”
这简直是废话一样的疑问, 稍稍听点八卦都能回答的疑问；大汉的知识普及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现在的丞相公孙弘先前是替人赶猪的穷鬼, 现在的御史大夫张汤是小吏的儿子, 他们凭着个人的才气和皇帝的赏识爬到这个位置，至少是将知识变现了一个好价钱；但如果一一再往后计数, 那东汉时已经有了累世三公、高门贵姓垄断仕途的苗头；到了魏晋之时, 干脆一步跃进至九品中正, 什么养猪倌爬到御史丞相之类的可鄙笑话，那当然是绝不会有了。
懂不懂我们九品中正“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的含金量啊？
所以, 问题也就来了。明明有利于知识传播的跨时代发明已经出现, 为什么知识的流动却愈发艰难，艰难到近乎于封闭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