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斯文将兴，君子欣然；可欣然的君子们还没有快乐多久，天子却又将穆姓方士的上书明发了下来，让诸儒生博士共同浏览，“畅所欲言”。
自然，为了体面起见，发下来的奏章已经删去了大量刺激猛料，攻击性大大减弱，远不是当初单杀皇帝的模样；但是。仅仅是剩下的那一点猛料，也已经能将风头上的儒生刺激得气血上头，近乎破防——
没错，这份奏章批的是董仲舒董大夫的什么“天象论”。但实际上懂的人都懂，这套天象预示吉凶的论调不是董大夫一人的发明，而是关中几乎所有儒生的集体智慧，名宿大儒的共识。现在方士大言炎炎，公然诋毁，那打的何止是董生的屁股，更是所有大儒的脸！平常的时候打脸也就罢了，偏偏在儒学向上进步的紧要关头跳出来打脸，那不是要蓄意挡他们晋升之路，又是什么？
虽然有些僭越，虽然不太恰当，但对于此时此刻的儒生来说，三纲五常就是天，先贤之论就是天；方士胆敢如此诽谤，那当然是——
欺天了！！！
于公，这是玷污圣人之学，侮辱共同的理念；于私，这是讥讽儒生胡编乱造，在紧要关头破坏仕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xx的，必须和犬养的穆姓方士拼了！
——总之，儒生们勃然大怒，决计不能容忍这样大逆不道的举止。他们在董仲舒的住所召集了会议，彼此传阅这万恶的奏疏，打算严厉驳斥，群起围攻；将这种佞幸小人的脸皮扒个干干净净，扔在地上猛踩几脚，起码也要将他赶出京城而后快。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有些卡住了。
作为整个大汉朝廷的嘴炮担当，横扫百家而无敌手的高手高高手，儒生们对这种外路方士一向是相当轻视的；他们早先走马观花，一扫而过，觉得此类佞幸小人一定是大言欺世、狂妄不尊，自己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轻易就能将对方打倒。而如今一字一字仔细鉴别，才发现要驳倒这篇文章，居然不太……诶……不太容易？
自然，这并不是说文章喷得有多么高级、文辞多么华丽；实际这篇奏章的嘴炮质量并不算高，除了少数刺激情绪的名句以外，大半辞藻甚是平庸（毕竟，最精华的“秦人不暇自哀”、“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云云，已经被尽数删去了）。但关键在于，奏章用来指责诸位大儒的种种论据，每一样每一件，都是踏踏实实，万难反驳的真料——
——嘴炮可以互喷，黑历史可以对揭，意识形态可以上纲上线、胡搅蛮缠，但引用错误、扭曲事实、蓄意剪切史料这种事，怎么打滚都难蒙混过关吧？
事实上，在翻书一一检查过奏章中论据的真实性后，部分比较忠厚的儒生干脆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篇奏疏的论点，可能还真……有些道理？
如此沉寂片刻，终于有人喃喃开口：
“这姓穆的方士——穆祺？倒似乎确有几分能耐……”
实际来讲，这已经不能算是“有几分能耐了”。在当下这个时代，书籍是极为罕见宝贵的珍物，只有身份非凡的大儒才能批量储藏。在座的儒生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也只钻研过一本《春秋》、《诗经》；而奏章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功夫，是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
“不是他有能耐。”在御史大夫府供职的儒生倪宽开口了；他地处机要，消息极为灵通，早就打听过方士的虚实：“事实上，此人不学无术，听说连字都不怎么认得。替他代笔这篇奏疏的，应该另有高人。”
“什么高人？”
“应该是那姓王的商人。”儿宽很有把握：“上林苑宿卫的宫人都在传闻，说这王某面圣时举止自若，气度不凡；神采英毅，内秀于中，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大概是受老刘家祖传颜控的影响，大汉朝臣品评人物时很喜欢搞点相面摸骨之类的神秘艺能；长着一张骨骼清奇俊伟端庄的脸，天然就能在上层社会中刷足好感度。相反，像穆祺这种思路清奇脑有贵恙的小白脸，一看就很不值得信任，各种意义的无足道哉。
“据说那王某祖籍是在沛县，千里跋涉入长安，多半是来谋求富贵。”倪宽向儒生们泄漏消息，顺便吐露自己的猜测：“这样博学多闻的奇人异士，为什么要与穆祺之流不学无术的方士厮混在一起？必然是要假借方士法术博取圣宠。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这样的居心，不可谓之不深险。”
“既然心机如此之深，那更不能不拼死一争了！”有人断然道：“孔孟圣学，焉能容此外道玷损！捍卫斯文，正在我辈！”
声调铿锵，一语中的，小小的宅院却忽然陷入了沉默。团聚的儒生不约而同望向了盘坐上首的中年人，目光灼灼发亮。
显然，无论下面再怎么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最终是否要与异端“拼死一争”、“捍卫斯文”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此次会议名义的主持人，执大汉儒学之牛耳的董仲舒董大夫手上。没有这样顶级大儒的首肯，谁也不能擅自发起战端。
面对此众望所归的仰视，盘坐着的董大夫闭了闭眼。
说实话，他的天性更适合于治学著书而非政治争夺，生来就厌倦这种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不是不赞同方士的这份奏章的一些内容……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儒学必须依仗皇权才能壮大，而身为天下儒学之宗，他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既然对方公然挑衅，那就堂堂正正的回击吧。”董仲舒闭目片刻，终于轻声开口：“烦请诸位为我延请京中名儒，共议此事。”
群儒肃然起身，同声应诺。召集名儒共议，无疑是要集思广益，逐字挑剔，做公然的辩论；换言之，无论口中如何贬低，王某人在奏章中展示出的博学与才华都得到了儒生们一致的认可，不惜聚齐最高战力，也要以多欺少，毕其功于一役了！
政治上最高的敬意就是赶尽杀绝；而现在，儒家为异端的才华所倾倒，也将要为他施展这最高的敬意了。
儒生们的动作非常快，当天开会当天写稿，第二天就整理出了一万来字、十几个竹简的反驳文章，怒喷方士恬不知耻的诽谤；到第三天凌晨，这半车的竹简就被送到了方士们在长安下脚的宅邸，等于一份公开的挑战书。
穆祺是在上午吃早饭时看到的这份挑战书。他当时还在逐页检查从知网上搜到的造纸术论文，一抬头就看到冠军侯抱进来了小山一样高的竹简，哐当扔到了地上。
他有些吃惊：“这是什么？”
“儒生们反驳的文书。”对着镜子调整早妆的刘先生头也不抬：“特意送来给你的。”
“这么快？”
“道统所系，当然义愤填膺。”刘先生道：“不过，这是私下送的文书，并没有经过宫中的手，你大可以视若无睹，根本不回复。”
学术互撕也是有公有私的，要公开回复就要走朝廷的公开门路，光明正大开诚布公，有些想骂的脏话难免就骂不出口；但私下里彼此攻讦，那就可以尽情的搞人身攻击，绝不留丝毫的颜面；但既然是私下里攻讦，那自然也有已读不回的选项。
“按惯例，私下辩论很难回避，否则很没有脸面。”刘先生道：“不过你可以自行决定，反正你也比较——嗯——你知道的。”
“不要脸面”，是吧？
穆祺哼了一声：
“我有不回复的权限么？”
在老登身边混久了，有的事情都是触类旁通的。皇帝陛下为什么特意要将他的奏章删减后公开下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要挑动儒生对方士的敌意，继续筹谋许久的平衡策略——顺便恶心恶心他们这些飞扬跋扈的“现代人”而已。
面对这样的挑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装鸵鸟闭嘴不回复。但软弱至此，威信必然损失殆尽，将来想办什么事恐怕就很麻烦了。朝堂声望的争夺，往往都容不得分毫退让。
“我肯定会回复这些儒生……”
他从小山中抽出一捆竹简，随意抽开捆扎的牛皮绳，扫了一眼竹片上细密的小字。
穿越以来几个月，在长平侯与冠军侯孜孜不倦的指导下，穆祺的古文化水平还是大有长进的。比如现在他一眼看去，十个字居然能认出五个了：
“……於戏！小子唯……”
他合上竹简，然后再抽了一捆：
“曰：‘咨若時登庸’……”
穆祺：“……这是什么？”
“《尚书》。”刘先生的语气非常愉快：“这些儒生指责你的论点，都是引的《尚书》。”
没错。要重视就要重视到底。儒生虽然对穆姓方士及王某人怨愤入骨，却也完全承认对方的才华。在他们看来，敌手的文章能将《春秋》运用得如此流畅妥帖、信手拈来，必定是熟稔典籍的高人；面对这样不世出的高人，儒家当然也只有以最强最猛的绝招，予以强力回击。在如此局势面前，《诗经》、《礼记》都太过简单，不足以克敌；要想一击毙命，必须要动用夏商周三代最为晦涩的典籍，秦火之后由伏生侥幸留存的瑰宝，即使大儒也知之寥寥的鄙视链顶端——《尚书》。
自然，为了体面起见，发下来的奏章已经删去了大量刺激猛料，攻击性大大减弱，远不是当初单杀皇帝的模样；但是。仅仅是剩下的那一点猛料，也已经能将风头上的儒生刺激得气血上头，近乎破防——
没错，这份奏章批的是董仲舒董大夫的什么“天象论”。但实际上懂的人都懂，这套天象预示吉凶的论调不是董大夫一人的发明，而是关中几乎所有儒生的集体智慧，名宿大儒的共识。现在方士大言炎炎，公然诋毁，那打的何止是董生的屁股，更是所有大儒的脸！平常的时候打脸也就罢了，偏偏在儒学向上进步的紧要关头跳出来打脸，那不是要蓄意挡他们晋升之路，又是什么？
虽然有些僭越，虽然不太恰当，但对于此时此刻的儒生来说，三纲五常就是天，先贤之论就是天；方士胆敢如此诽谤，那当然是——
欺天了！！！
于公，这是玷污圣人之学，侮辱共同的理念；于私，这是讥讽儒生胡编乱造，在紧要关头破坏仕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xx的，必须和犬养的穆姓方士拼了！
——总之，儒生们勃然大怒，决计不能容忍这样大逆不道的举止。他们在董仲舒的住所召集了会议，彼此传阅这万恶的奏疏，打算严厉驳斥，群起围攻；将这种佞幸小人的脸皮扒个干干净净，扔在地上猛踩几脚，起码也要将他赶出京城而后快。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有些卡住了。
作为整个大汉朝廷的嘴炮担当，横扫百家而无敌手的高手高高手，儒生们对这种外路方士一向是相当轻视的；他们早先走马观花，一扫而过，觉得此类佞幸小人一定是大言欺世、狂妄不尊，自己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轻易就能将对方打倒。而如今一字一字仔细鉴别，才发现要驳倒这篇文章，居然不太……诶……不太容易？
自然，这并不是说文章喷得有多么高级、文辞多么华丽；实际这篇奏章的嘴炮质量并不算高，除了少数刺激情绪的名句以外，大半辞藻甚是平庸（毕竟，最精华的“秦人不暇自哀”、“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云云，已经被尽数删去了）。但关键在于，奏章用来指责诸位大儒的种种论据，每一样每一件，都是踏踏实实，万难反驳的真料——
——嘴炮可以互喷，黑历史可以对揭，意识形态可以上纲上线、胡搅蛮缠，但引用错误、扭曲事实、蓄意剪切史料这种事，怎么打滚都难蒙混过关吧？
事实上，在翻书一一检查过奏章中论据的真实性后，部分比较忠厚的儒生干脆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篇奏疏的论点，可能还真……有些道理？
如此沉寂片刻，终于有人喃喃开口：
“这姓穆的方士——穆祺？倒似乎确有几分能耐……”
实际来讲，这已经不能算是“有几分能耐了”。在当下这个时代，书籍是极为罕见宝贵的珍物，只有身份非凡的大儒才能批量储藏。在座的儒生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也只钻研过一本《春秋》、《诗经》；而奏章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功夫，是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
“不是他有能耐。”在御史大夫府供职的儒生倪宽开口了；他地处机要，消息极为灵通，早就打听过方士的虚实：“事实上，此人不学无术，听说连字都不怎么认得。替他代笔这篇奏疏的，应该另有高人。”
“什么高人？”
“应该是那姓王的商人。”儿宽很有把握：“上林苑宿卫的宫人都在传闻，说这王某面圣时举止自若，气度不凡；神采英毅，内秀于中，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大概是受老刘家祖传颜控的影响，大汉朝臣品评人物时很喜欢搞点相面摸骨之类的神秘艺能；长着一张骨骼清奇俊伟端庄的脸，天然就能在上层社会中刷足好感度。相反，像穆祺这种思路清奇脑有贵恙的小白脸，一看就很不值得信任，各种意义的无足道哉。
“据说那王某祖籍是在沛县，千里跋涉入长安，多半是来谋求富贵。”倪宽向儒生们泄漏消息，顺便吐露自己的猜测：“这样博学多闻的奇人异士，为什么要与穆祺之流不学无术的方士厮混在一起？必然是要假借方士法术博取圣宠。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这样的居心，不可谓之不深险。”
“既然心机如此之深，那更不能不拼死一争了！”有人断然道：“孔孟圣学，焉能容此外道玷损！捍卫斯文，正在我辈！”
声调铿锵，一语中的，小小的宅院却忽然陷入了沉默。团聚的儒生不约而同望向了盘坐上首的中年人，目光灼灼发亮。
显然，无论下面再怎么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最终是否要与异端“拼死一争”、“捍卫斯文”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此次会议名义的主持人，执大汉儒学之牛耳的董仲舒董大夫手上。没有这样顶级大儒的首肯，谁也不能擅自发起战端。
面对此众望所归的仰视，盘坐着的董大夫闭了闭眼。
说实话，他的天性更适合于治学著书而非政治争夺，生来就厌倦这种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不是不赞同方士的这份奏章的一些内容……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儒学必须依仗皇权才能壮大，而身为天下儒学之宗，他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既然对方公然挑衅，那就堂堂正正的回击吧。”董仲舒闭目片刻，终于轻声开口：“烦请诸位为我延请京中名儒，共议此事。”
群儒肃然起身，同声应诺。召集名儒共议，无疑是要集思广益，逐字挑剔，做公然的辩论；换言之，无论口中如何贬低，王某人在奏章中展示出的博学与才华都得到了儒生们一致的认可，不惜聚齐最高战力，也要以多欺少，毕其功于一役了！
政治上最高的敬意就是赶尽杀绝；而现在，儒家为异端的才华所倾倒，也将要为他施展这最高的敬意了。
儒生们的动作非常快，当天开会当天写稿，第二天就整理出了一万来字、十几个竹简的反驳文章，怒喷方士恬不知耻的诽谤；到第三天凌晨，这半车的竹简就被送到了方士们在长安下脚的宅邸，等于一份公开的挑战书。
穆祺是在上午吃早饭时看到的这份挑战书。他当时还在逐页检查从知网上搜到的造纸术论文，一抬头就看到冠军侯抱进来了小山一样高的竹简，哐当扔到了地上。
他有些吃惊：“这是什么？”
“儒生们反驳的文书。”对着镜子调整早妆的刘先生头也不抬：“特意送来给你的。”
“这么快？”
“道统所系，当然义愤填膺。”刘先生道：“不过，这是私下送的文书，并没有经过宫中的手，你大可以视若无睹，根本不回复。”
学术互撕也是有公有私的，要公开回复就要走朝廷的公开门路，光明正大开诚布公，有些想骂的脏话难免就骂不出口；但私下里彼此攻讦，那就可以尽情的搞人身攻击，绝不留丝毫的颜面；但既然是私下里攻讦，那自然也有已读不回的选项。
“按惯例，私下辩论很难回避，否则很没有脸面。”刘先生道：“不过你可以自行决定，反正你也比较——嗯——你知道的。”
“不要脸面”，是吧？
穆祺哼了一声：
“我有不回复的权限么？”
在老登身边混久了，有的事情都是触类旁通的。皇帝陛下为什么特意要将他的奏章删减后公开下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要挑动儒生对方士的敌意，继续筹谋许久的平衡策略——顺便恶心恶心他们这些飞扬跋扈的“现代人”而已。
面对这样的挑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装鸵鸟闭嘴不回复。但软弱至此，威信必然损失殆尽，将来想办什么事恐怕就很麻烦了。朝堂声望的争夺，往往都容不得分毫退让。
“我肯定会回复这些儒生……”
他从小山中抽出一捆竹简，随意抽开捆扎的牛皮绳，扫了一眼竹片上细密的小字。
穿越以来几个月，在长平侯与冠军侯孜孜不倦的指导下，穆祺的古文化水平还是大有长进的。比如现在他一眼看去，十个字居然能认出五个了：
“……於戏！小子唯……”
他合上竹简，然后再抽了一捆：
“曰：‘咨若時登庸’……”
穆祺：“……这是什么？”
“《尚书》。”刘先生的语气非常愉快：“这些儒生指责你的论点，都是引的《尚书》。”
没错。要重视就要重视到底。儒生虽然对穆姓方士及王某人怨愤入骨，却也完全承认对方的才华。在他们看来，敌手的文章能将《春秋》运用得如此流畅妥帖、信手拈来，必定是熟稔典籍的高人；面对这样不世出的高人，儒家当然也只有以最强最猛的绝招，予以强力回击。在如此局势面前，《诗经》、《礼记》都太过简单，不足以克敌；要想一击毙命，必须要动用夏商周三代最为晦涩的典籍，秦火之后由伏生侥幸留存的瑰宝，即使大儒也知之寥寥的鄙视链顶端——《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