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 第18节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出生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当时，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被正统思想浓厚的封建史学家们讥为“赧颜人上”，斥为“燕贼篡位”，视为“叛逆”。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自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成祖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说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脚皇后马秀英。马秀英，凤阳宿县（今安徽宿县）人，濠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马皇后是朱棣的母亲是官方的权威记载，《明太宗实录》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肯定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为马皇后亲生。《明史·成祖本纪》也说：“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在各种史籍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其实，《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因此他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成是马皇后是很有可能的。明成祖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虽然在正史中一脉相承，众口一词。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第二种说法是，朱棣的生母为“妃”李氏。成祖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妃说浮出水面。妃是高丽（今朝鲜）美女，长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宠爱，说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据《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另外，明代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意思是说妃的灵位之所以单独放在西面，是因为她是成祖的亲生母亲，因而成祖独独突出她的位置，不与别的妃嫔放在一起。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籍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
第三种说法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朱棣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还有一种说法是成祖为蒙古女人瓮氏所生。主要记载于清代《广阳杂记》。然而《广阳杂记》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有漏洞。实际上，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是确凿无疑的。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虽然限制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记载，但是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当时的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其中有诗题云：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
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显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当时朱元璋还在位，朱棣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因此他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
那么，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而明成祖的生母到底为谁我们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了。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即位后，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紫禁城，7次遣郑和下西洋，其文治武功为其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可以说他完全有资格跻身著名帝王之列。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位极为暴虐的皇帝，他不仅在靖难之役后屠杀了前朝大臣及家属14000多人，后来，他还暴虐地屠杀了宫女3000多人。那么，明成祖为什么要制造这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呢？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京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成祖伤心欲绝。
恰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因为历代宫中都有宫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宫中的很多宫女殡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此举虽然不合规定，但应该不会招来什么杀身之祸。但此时成祖正经历丧失爱妃之痛，于是下令彻查。这两名吕氏中有一为朝鲜商贾之女，史称“贾吕”，贾吕与吕氏素来不合，贾吕为报复吕氏，并免掉自身罪过，便向成祖造谣，说是吕氏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贤妃，成祖一听，非常暴怒，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当即下令诛杀了被举报的太监和银匠，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一直烙了一个月，吕氏被烙得体无完肤而死。明成祖怒火难熄，又下令诛杀了跟吕氏有关系的婢女、丫环等数百人。
第一次屠杀过后第十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独得天宠、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官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对宫女贾吕、鱼氏等严刑拷打，贾吕于酷刑严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吕氏勾结宦官毒死权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诬告，成祖闻言更加暴怒，下令动用株连之法，将与她有关的一干人众悉数抓来严刑逼供，成祖甚至还亲自审问，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谋。贾吕和鱼氏恐惧万分，上吊自杀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贾吕、鱼氏身边的婢女、丫环作为审讯的重点，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有些宫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此话一出，引发了朱棣的狂暴，激起了他嗜杀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宫谋逆大案，这时后宫诸妃嫔、宫女之间将平时积累的恩怨一一发泄，相互指责、相互陷害，结果以谋逆之罪而被抓的宫女达到2800余人。
对于处理这些“罪犯”，朱棣竟残忍地下令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后来的凌迟，是用刀片将犯人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死去，凌迟的刀数从数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剐得露出白骨、内脏等才让犯人死去，是古代诸多刑罚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明成祖亲临现场监刑，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处罚引起了宫女的强烈愤怒，行刑现场有宫女大骂朱棣，说他年老体衰，不能照顾宫女，宫女们与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让画工画了一幅贾吕与太监相拥而抱的图画挂在后宫，以羞辱无辜的宫女。据《李朝实录》记载，在朱棣虐杀宫女的时候，突然有雷电击到宫殿的檐角，宫女们心中暗喜，以为这是苍天开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为所惧，继续下令戮杀宫女，“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就这样将2800多名宫女全部杀死。
这两次大屠杀，共使3000余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有学者指出，不仅是因为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贵妃先后暴死，让其伤痛欲绝，可能还与他身患疾病有关，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经常突然之间发狂，一旦发作起来就难以控制，产生狂暴异常行为，甚至残忍地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看来，在朱棣先后失去两个爱妃之后，心智已经失常，做事失去理智，从而歇斯底里地虐杀了3000宫女，酿成了令人发指的千古惨案。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净身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使明初国力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交往活动的基础。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朱棣怀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隐匿于某个海岛上。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朱棣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郑和在这个时候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
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能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为尽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舰船，郑和派员协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船厂。船厂分工很细，木工、铁工、篷工、橹工、索工、漆工，样样齐全。大船厂还附设许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造船体系。据《明史·郑和传》记载，经过紧张准备，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巨型“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明史·兵志》也记载说：“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宝船”还有4种船，分别是“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60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28年间，历经亚非30余国，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卒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为狂风暴雨侵袭，兵士饱受饥冷，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的消息传来，更使军中一片混乱。大同镇守郭敬把各地惨败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脚，急令班师。王振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就在撤退的路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邀皇帝“临幸”他的老家。大军刚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万人马经过蔚州，自己庄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吗？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一来，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看到这种情况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皇帝英宗只有下马盘膝坐以待俘，随行大臣大多战死，明军全军覆没。祸首王振早为将士们所切齿，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把他捶死，并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明史纪事本末》卷29）。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后来，明代宗朱祁钰对王振的府邸也进行了查抄。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大臣们瞠目结舌：总计有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土木堡之变后仅仅一年，被俘的英宗就从蒙古回到了皇宫，后来又经过8年的密谋准备，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景帝，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但是明英宗却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模样供奉于智化寺。他又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并命人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鼓吹王振的忠心。英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以前处于年幼时期，不辨忠奸，那么土木堡之辱却还没有让他警醒，这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被称为“英宗”的朱祁镇也只能用“昏庸”二字来概括了。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配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只是在三五岁之间。若论起纳妾，那男人们更是非要挑选比自己年少许多的对象。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17岁的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这种忘年恋在民间尚且不多见，发生在后宫佳丽如云的皇帝身上更是奇闻。后世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恋情见仁见智，有的说朱见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有的说万贵妃妖艳无比，具有超强的驾驭男人的能力……不管这一恋情是如何发生的，万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万贵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万氏是青州诸城(今山东青州市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发配边疆，万氏4岁时被选入宫，做过明宣宗（宪宗之父）的宠妃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万氏虽比宪宗大17岁，但由于她机警，善于献媚讨好，因而深得这位小太子的喜欢，朱见深16岁继承帝位时，万氏已有35岁，但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撇开世俗的眼光，将其留在身边，并对她宠爱有加，万氏也“不负帝意”，挖空心思地想一些奇招妙法讨这位尚未成熟的小丈夫的欢心。据史书记载，朱见深每次临幸万贵妃的宫闱之时，万氏总是穿上军装上前迎接，令朱见深笑逐颜开，好不开心。
宪宗一生都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那么，万贞儿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在朱见深最艰难的日子里，万贞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
二是万贞儿心计颇重。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谗”，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
三是万贞儿懂得宪宗在私生活方面的爱好。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
由于朱见深极其宠爱万贵妃，因此万贵妃飞扬跋扈，据《明史》记载万贵妃不仅“苛敛民财”，“糜费无算”。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她还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迫使她们堕胎，但九密一疏，一个宫女纪氏被朱见深临幸后怀孕，万贵妃命太监张敏进药给纪氏，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后来朱见深父子相认，万贵妃极其恼怒。
朱见深父子相认后不久，一日，宪宗召纪氏宴饮。宴席中，纪氏忽然觉得腹痛，不得不中途返回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消息，立刻派太医去为纪氏诊治，但诊治后没多久，纪淑妃就暴薨了。对于纪淑妃的暴死，皇宫内外议论纷纷，有说是万贵妃下毒害死的，也有说是下毒未果后纪淑妃自知不免而自缢身亡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万贵妃都是路人皆知的主谋。这时，离宪宗父子相认之时，仅仅才过了42天。大臣们都对皇子之母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感到震惊，纷纷请求调查纪淑妃的死因。其实宪宗自己也疑心是万贵妃所为，为了避免使万贵妃受追究，他放弃了为纪氏申冤的想法，只是追封她为“恭恪庄僖淑妃”，隆重举殡而已。
太监张敏眼看宪宗皇帝对万贵妃的偏心包庇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禁对自己的结局也忧惧万分。为了不至于在万贵妃手里受活罪，他决定自尽。纪淑妃的丧礼刚过，张敏便吞金自尽了。这年十一月，在纪淑妃去世4个月之后，朱樘被立为太子。
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贵妃在鞭打一个宫女时，因为暴怒，被涌上来的痰憋死，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而这种感情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皇帝立皇后所生之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殊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沿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神宗喜欢的人是皇贵妃郑氏，他一直想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到了皇长子10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20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明神宗仍然没有放弃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朱常洛21岁大婚后，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让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让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指太子朱常洛)，说他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这就是“梃击案”。
“梃击案”是明宫三大案之首，其疑点重重，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其次，假若是郑贵妃幕后指使，她为什么不采用更为隐蔽更有把握的方式，反而采用这个极易让人抓住把柄的方式？再次，明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他是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有，主审官员审讯犯人所获得的供词有没有造假……
种种谜团随着庞保和刘成的死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梃击案”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封福王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做泰昌帝。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锻炼，也没有协助父皇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父皇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尽管如此，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征候。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随着“红丸案”的发生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但是，朱常洛30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光宗当然不会同意，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合谋，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八姬后，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服药性很强的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郑贵妃是否是幕后主谋，始终未解，“红丸案”也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朝末年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死而结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红丸案”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案“移宫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事情还得从明光宗说起，明光宗有一位非常宠爱的李选侍。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地想通过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做皇太后的梦想。
当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15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太监们的阻拦。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爆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比较正直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走进房内，哄李选侍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才将朱由校带出。但李选侍马上就后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出生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当时，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被正统思想浓厚的封建史学家们讥为“赧颜人上”，斥为“燕贼篡位”，视为“叛逆”。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自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成祖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说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脚皇后马秀英。马秀英，凤阳宿县（今安徽宿县）人，濠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马皇后是朱棣的母亲是官方的权威记载，《明太宗实录》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肯定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为马皇后亲生。《明史·成祖本纪》也说：“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在各种史籍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其实，《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因此他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成是马皇后是很有可能的。明成祖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虽然在正史中一脉相承，众口一词。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第二种说法是，朱棣的生母为“妃”李氏。成祖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妃说浮出水面。妃是高丽（今朝鲜）美女，长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宠爱，说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据《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另外，明代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意思是说妃的灵位之所以单独放在西面，是因为她是成祖的亲生母亲，因而成祖独独突出她的位置，不与别的妃嫔放在一起。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籍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
第三种说法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朱棣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还有一种说法是成祖为蒙古女人瓮氏所生。主要记载于清代《广阳杂记》。然而《广阳杂记》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有漏洞。实际上，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是确凿无疑的。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虽然限制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记载，但是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当时的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其中有诗题云：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
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显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当时朱元璋还在位，朱棣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因此他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
那么，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而明成祖的生母到底为谁我们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了。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即位后，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紫禁城，7次遣郑和下西洋，其文治武功为其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可以说他完全有资格跻身著名帝王之列。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位极为暴虐的皇帝，他不仅在靖难之役后屠杀了前朝大臣及家属14000多人，后来，他还暴虐地屠杀了宫女3000多人。那么，明成祖为什么要制造这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呢？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京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成祖伤心欲绝。
恰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因为历代宫中都有宫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宫中的很多宫女殡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此举虽然不合规定，但应该不会招来什么杀身之祸。但此时成祖正经历丧失爱妃之痛，于是下令彻查。这两名吕氏中有一为朝鲜商贾之女，史称“贾吕”，贾吕与吕氏素来不合，贾吕为报复吕氏，并免掉自身罪过，便向成祖造谣，说是吕氏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贤妃，成祖一听，非常暴怒，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当即下令诛杀了被举报的太监和银匠，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一直烙了一个月，吕氏被烙得体无完肤而死。明成祖怒火难熄，又下令诛杀了跟吕氏有关系的婢女、丫环等数百人。
第一次屠杀过后第十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独得天宠、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官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对宫女贾吕、鱼氏等严刑拷打，贾吕于酷刑严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吕氏勾结宦官毒死权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诬告，成祖闻言更加暴怒，下令动用株连之法，将与她有关的一干人众悉数抓来严刑逼供，成祖甚至还亲自审问，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谋。贾吕和鱼氏恐惧万分，上吊自杀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贾吕、鱼氏身边的婢女、丫环作为审讯的重点，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有些宫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此话一出，引发了朱棣的狂暴，激起了他嗜杀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宫谋逆大案，这时后宫诸妃嫔、宫女之间将平时积累的恩怨一一发泄，相互指责、相互陷害，结果以谋逆之罪而被抓的宫女达到2800余人。
对于处理这些“罪犯”，朱棣竟残忍地下令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后来的凌迟，是用刀片将犯人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死去，凌迟的刀数从数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剐得露出白骨、内脏等才让犯人死去，是古代诸多刑罚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明成祖亲临现场监刑，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处罚引起了宫女的强烈愤怒，行刑现场有宫女大骂朱棣，说他年老体衰，不能照顾宫女，宫女们与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让画工画了一幅贾吕与太监相拥而抱的图画挂在后宫，以羞辱无辜的宫女。据《李朝实录》记载，在朱棣虐杀宫女的时候，突然有雷电击到宫殿的檐角，宫女们心中暗喜，以为这是苍天开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为所惧，继续下令戮杀宫女，“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就这样将2800多名宫女全部杀死。
这两次大屠杀，共使3000余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有学者指出，不仅是因为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贵妃先后暴死，让其伤痛欲绝，可能还与他身患疾病有关，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经常突然之间发狂，一旦发作起来就难以控制，产生狂暴异常行为，甚至残忍地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看来，在朱棣先后失去两个爱妃之后，心智已经失常，做事失去理智，从而歇斯底里地虐杀了3000宫女，酿成了令人发指的千古惨案。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净身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使明初国力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交往活动的基础。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朱棣怀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隐匿于某个海岛上。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朱棣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郑和在这个时候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
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能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为尽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舰船，郑和派员协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船厂。船厂分工很细，木工、铁工、篷工、橹工、索工、漆工，样样齐全。大船厂还附设许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造船体系。据《明史·郑和传》记载，经过紧张准备，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巨型“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明史·兵志》也记载说：“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宝船”还有4种船，分别是“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60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28年间，历经亚非30余国，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卒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为狂风暴雨侵袭，兵士饱受饥冷，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的消息传来，更使军中一片混乱。大同镇守郭敬把各地惨败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脚，急令班师。王振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就在撤退的路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邀皇帝“临幸”他的老家。大军刚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万人马经过蔚州，自己庄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吗？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一来，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看到这种情况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皇帝英宗只有下马盘膝坐以待俘，随行大臣大多战死，明军全军覆没。祸首王振早为将士们所切齿，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把他捶死，并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明史纪事本末》卷29）。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后来，明代宗朱祁钰对王振的府邸也进行了查抄。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大臣们瞠目结舌：总计有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土木堡之变后仅仅一年，被俘的英宗就从蒙古回到了皇宫，后来又经过8年的密谋准备，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景帝，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但是明英宗却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模样供奉于智化寺。他又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并命人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鼓吹王振的忠心。英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以前处于年幼时期，不辨忠奸，那么土木堡之辱却还没有让他警醒，这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被称为“英宗”的朱祁镇也只能用“昏庸”二字来概括了。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配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只是在三五岁之间。若论起纳妾，那男人们更是非要挑选比自己年少许多的对象。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17岁的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这种忘年恋在民间尚且不多见，发生在后宫佳丽如云的皇帝身上更是奇闻。后世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恋情见仁见智，有的说朱见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有的说万贵妃妖艳无比，具有超强的驾驭男人的能力……不管这一恋情是如何发生的，万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万贵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万氏是青州诸城(今山东青州市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发配边疆，万氏4岁时被选入宫，做过明宣宗（宪宗之父）的宠妃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万氏虽比宪宗大17岁，但由于她机警，善于献媚讨好，因而深得这位小太子的喜欢，朱见深16岁继承帝位时，万氏已有35岁，但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撇开世俗的眼光，将其留在身边，并对她宠爱有加，万氏也“不负帝意”，挖空心思地想一些奇招妙法讨这位尚未成熟的小丈夫的欢心。据史书记载，朱见深每次临幸万贵妃的宫闱之时，万氏总是穿上军装上前迎接，令朱见深笑逐颜开，好不开心。
宪宗一生都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那么，万贞儿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在朱见深最艰难的日子里，万贞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
二是万贞儿心计颇重。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谗”，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
三是万贞儿懂得宪宗在私生活方面的爱好。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
由于朱见深极其宠爱万贵妃，因此万贵妃飞扬跋扈，据《明史》记载万贵妃不仅“苛敛民财”，“糜费无算”。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她还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迫使她们堕胎，但九密一疏，一个宫女纪氏被朱见深临幸后怀孕，万贵妃命太监张敏进药给纪氏，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后来朱见深父子相认，万贵妃极其恼怒。
朱见深父子相认后不久，一日，宪宗召纪氏宴饮。宴席中，纪氏忽然觉得腹痛，不得不中途返回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消息，立刻派太医去为纪氏诊治，但诊治后没多久，纪淑妃就暴薨了。对于纪淑妃的暴死，皇宫内外议论纷纷，有说是万贵妃下毒害死的，也有说是下毒未果后纪淑妃自知不免而自缢身亡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万贵妃都是路人皆知的主谋。这时，离宪宗父子相认之时，仅仅才过了42天。大臣们都对皇子之母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感到震惊，纷纷请求调查纪淑妃的死因。其实宪宗自己也疑心是万贵妃所为，为了避免使万贵妃受追究，他放弃了为纪氏申冤的想法，只是追封她为“恭恪庄僖淑妃”，隆重举殡而已。
太监张敏眼看宪宗皇帝对万贵妃的偏心包庇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禁对自己的结局也忧惧万分。为了不至于在万贵妃手里受活罪，他决定自尽。纪淑妃的丧礼刚过，张敏便吞金自尽了。这年十一月，在纪淑妃去世4个月之后，朱樘被立为太子。
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贵妃在鞭打一个宫女时，因为暴怒，被涌上来的痰憋死，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而这种感情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皇帝立皇后所生之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殊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沿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神宗喜欢的人是皇贵妃郑氏，他一直想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到了皇长子10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20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明神宗仍然没有放弃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朱常洛21岁大婚后，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让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让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指太子朱常洛)，说他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这就是“梃击案”。
“梃击案”是明宫三大案之首，其疑点重重，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其次，假若是郑贵妃幕后指使，她为什么不采用更为隐蔽更有把握的方式，反而采用这个极易让人抓住把柄的方式？再次，明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他是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有，主审官员审讯犯人所获得的供词有没有造假……
种种谜团随着庞保和刘成的死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梃击案”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封福王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做泰昌帝。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锻炼，也没有协助父皇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父皇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尽管如此，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征候。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随着“红丸案”的发生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但是，朱常洛30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光宗当然不会同意，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合谋，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八姬后，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服药性很强的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郑贵妃是否是幕后主谋，始终未解，“红丸案”也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朝末年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死而结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红丸案”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案“移宫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事情还得从明光宗说起，明光宗有一位非常宠爱的李选侍。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地想通过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做皇太后的梦想。
当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15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太监们的阻拦。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爆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比较正直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走进房内，哄李选侍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才将朱由校带出。但李选侍马上就后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