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 第3节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的侗语中，有如下语词：女希─指花季少女；娲─如花一样漂亮；女娲─年轻漂亮的姑娘（有的地方发音为女画）；娲─，指未婚姑娘；耶娲─耶，指女性，耶娲，即漂亮的姑娘；娲─，指有情人的姑娘为，娲，即漂亮的情人。根据以上侗语语词分析，女娲当属“年轻漂亮的姑娘”。
“女娲”二字已用侗语作了解释。那么，“补天”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侗语称补为“噗”，噗补谐音，称厅堂为“天堂”，又称房顶为“务天”（也称务曼），可见，补天就是补天顶。那么这个天顶是什么样的？是木房的天顶还是砖房的天顶？显然都不是。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距今数千年，人们还是以穴为居，当时还没有建木房的工具和技术，木房是后世炎帝创造的，故事也写的是“炼石补天”，而不是“拣木补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她补的是洞穴的顶。
从《淮南子·览冥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一场森林大火灾，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水灾，在如此“四极废，九州裂”的大灾大难之中，人们居住的洞穴出现漏洞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女娲补天，其实是填补洞穴顶上的漏洞。这样的解释就使得女娲补天的故事由神话传说走向了历史事实，我们可以设想：森林大火过后，暴露在地面上的石灰岩被烧成了白粉末。石灰岩本身是杂色的，加上掺杂其他一些岩石，故曰五彩石。那些在大火中煅烧而成的石灰，淋上雨水就成了泥浆，晒干后又结成硬板硬块。聪明的女娲从中得到启发，将石灰与芦苇草灰拌和用来填补漏洞，从此后便学会了烧石灰补漏洞的技术，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们正是由于误解了“天”字的原意，才使女娲补天的故事在各个民族传说时不断被神化，在《竹书纪年》和《淮南子》中，女娲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神话人物，而后来的《太平御览》中又演变为女娲能够用泥创造人类了。历史因这一字之差而失衡。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相传，上古伏羲氏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显示着一幅有规则的图纹。伏羲得到这样的图，依据它创立了八卦，后为《周易》来源。洛书，指大禹在位的时候，从洛河的水中爬出一只大乌龟，大乌龟的背上显示出一幅有规则的图纹。大禹得到这样的图，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但是，当我们审视、梳理河图洛书的历史踪迹之后，我们会发现河图洛书早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就有文字记载。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此外，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的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鱼作为祖先来加以祟拜，那么照理祖先是不能被猎杀的，然而，事实上在半坡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这显然与先人们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是相矛盾的。
还有人认为，此图具有宗教祈福的作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原始巫术盛行。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对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人面鱼纹实际是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戴的一种面具，半坡人面鱼纹饰是戴着鱼形帽子的巫师形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半坡人对鱼施加巫术影响所用的面具。原始人在渔猎活动中，通过巫师进行的巫术活动，可以使鱼自动地投入网中，细观人面鱼纹饰，表面的前额涂黑，还留出一块弯曲的空白，似乎还符合“阴胆脸”的形状，切合巫师的身份。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观点：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可见，被绘制人面鱼纹的陶器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图象征着生殖崇拜，该说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有人还提出了此图象征着天文历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盆上的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星宿与雨季的关系。半坡文化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详细的天文历法，但是原始农业生产生活又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可以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
当然除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有几种非主流说法，如权利象征说、摸鱼图说，以及磐儿出生图，等等，总之对于人面鱼纹饰包含的精神指向，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答案，因而，人面鱼纹饰的真实涵义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半坡人试图用它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1929年春季，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里面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1934年3月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
这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进行海外贸易及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只是限于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是怎样消失的？为何如此之多的礼器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呢？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有人说是因为水患，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结合部，多条河流出山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域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使得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足。
还有人说是因为战争，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和圜底釜。而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古蜀国人的生活中心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活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用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从此消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人依此认为正是地震使得三星堆文明消亡，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充分说明此地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是不是古蜀国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将古蜀国一举摧毁，而地震后引发的火灾将这些文物烧成现在的样子呢？而且在几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中，地震后诱发火灾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情形与地震类似，可以作为佐证。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这又使人们困惑不已。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确无与伦比，发达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它在留给我们精美文物的同时，也将疑问留给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给了每一个对其产生好奇的人们。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世纪），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是信史时代的开端。原夏朝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经历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现今一说到商朝，人们似乎便会想起残暴的商纣王令人发指的暴行，商纣王到底有多残暴？他的种种残暴行为都是真的吗？
现代人总结商纣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把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钱财，修建鹿台，置满奇珍宝物。还“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与宫女们在其间不分昼夜地玩乐。而且残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为了看人肚里的胎儿是怎么样的，还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使母子俩丧命。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商纣王推上了残暴荒淫的巅峰。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纣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出现了各种版本，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记载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等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没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纣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到了晋朝，在皇甫谧的笔下，纣又多了一条罪状，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蛇蝎美人，祸国殃民，于是“女祸亡国论”也出来了。总之是纣王和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
实际上，商纣王其实应该叫帝辛，后人为了贬低他叫他纣，据正史所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商的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导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说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史记中除记载商纣王的暴虐外，还记载他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说他天资聪颖，视听敏捷，力大无比，可以空手与猛兽格斗，而且能言善辩，但是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认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利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
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诸侯国，孤竹的国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伯夷和三儿子叔齐以仁义闻名。国君生前本来准备把君位传给叔齐，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齐却不想继承君位，他对伯夷说：“哥哥，长幼有序，还是由你来当国君吧！”伯夷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由你来继承君位，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兄弟二人推让了很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伯夷决定连夜出走。没想到，他却在路上遇到叔齐。原来，叔齐也是这种想法。事已至此，两个人决定一起远走他乡。孤竹国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没有伯夷和叔齐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原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尊老敬贤，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当伯夷和叔齐到达周的时候，西伯侯已经去世了，他们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领的大队军马。原来，周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对外宣称奉了父亲的遗命，起兵讨伐无道的共主商纣王。伯夷、叔齐求见周武王，他们拽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另外，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这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看到他们落魄的样子，武王左右的卫兵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两个疯子，要杀了伯夷和叔齐。太公挥手制止了卫兵，他说：“这是仁义之士啊！”说完就把伯夷和叔齐搀扶到一边儿去了。后来，武王灭商兴周，天下归附。而伯夷、叔齐却耻于做周朝的臣民，坚守节义，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
一天，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后就再也不吃野菜了。七天之后，伯夷、叔齐饿得快不行了，他们做了一首歌，有气无力地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他们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伯夷、叔齐一直被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论语》中提到的100多人中，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到战国时的《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至。那么，如此受人尊敬的伯夷和叔齐真的是饿死的吗？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奢华生活而言。孔子只说这对兄弟“饿于首阳”，并没有说他们“耻食周粟”，更没说“饿死”。《吕氏春秋·诚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阳山而饿焉。”也没有说他俩“饿死”。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其名著《论语正义》中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几位先贤的言论，值得细读。“钱氏可选《补阙记》：夷、齐不食周粟，非绝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辞粟是也。饿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时采薇以充之。未也只食薇也。《秦记》谓其食薇三年，颜色不改，诞矣。案：《汉书·王贡两鲍龚传》：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亦谓因不仕周食禄，故致饿也。”读完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刘宝楠也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当时在首阳仅是挨“饿”，而并没有“饿死”。
但《庄子》里却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是饿死的说法，《韩非子》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致饿死。
有些学者认为说伯夷和叔齐饿死是后人附会之辞，《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
看来，伯夷和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无论怎样，历史上的这两位人物，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执著，是能够让人慢慢品味的。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登上了“独尊”地位。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开始和封建专制融为一体，为历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使儒学成为一门包容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综合性学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数十代人，而且它的辐射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千百年来研究儒学的专家以及爱戴孔夫子的人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孔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孔子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来。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布衣学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到山东时祭祀过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后来，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历代帝王纷纷对孔子及其子孙加封加号，各种孔子的画像才纷纷出现。那么，真实的孔子长得什么样子呢？
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描述说，其体态好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当然，这是司马贞的说法。其实，他叫孔丘，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他的父母为求一子，祷于尼丘，故生下他后，便名之为丘，字之为尼，又因排行第二，叫仲尼。有关孔子的身高，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米21，在平均身材不高的古代，孔子如果长得如此伟岸，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子贡、宰予等肯定不会忽略这个足以显示“圣人”高大形象的数据，在他们的言论中会有所提及。
而《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相貌记载则是：“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共，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崎，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意思是黄帝长得像龙，颛顼的头上长角，喾的牙齿连成一片，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舜的眼睛有双瞳，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胳膊上有两肘，周文王有四个乳房，周武王眼高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周公旦驼背，皋陶的嘴像马，孔子圩顶。其他如《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白虎通》、《荀子》等都有类似描述。
这种对孔子相貌的描绘自然有夸张成分，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就澄清了这个事实：“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大概是汉初一些儒生们臆想的“杰作”。司马迁撰《孔子世家》，却还是采信了“身长九尺六寸”之说。于是，纬书里的臆语就成了史籍中的正式记载。
在孔子的老家孔府中，有一份档案描述了孔子的形象，还说到了孔子的腰围：“先圣身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所谓“围”，《辞海》如是解释：“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长度。亦指两臂合抱的长度。”按照这种标准，“十围”是三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到郑国时，与弟子们失散而独自站立在东边的城门外。这时弟子们急忙地要寻找老师，附近的人们瞧见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在找人，便上前对其中的子贡说：“我刚才在东门外看见一个人，身高大约是九尺六寸（这是古代计量身高的单位）。浓眉大眼，额头宽宽大大的。他的头看起来有点像尧，脖子像皋繇，肩膀倒有点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却像大禹，只是似乎比较矮了一点。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很狼狈，像条丧家之狗呢！”于是，子贡便带领着其他的弟子，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并把郑国人对他的描述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说我像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倒是蛮贴切的啊！”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施展抱负的过程并不顺利，此时匆忙的行程中又与弟子们失散，所以神情看起来十分失意。这里说孔子像丧家之狗，孔子非但不生气，反倒欣然接受，可见孔子的幽默。而从郑国人对孔子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孔子的相貌确实不凡，因为尧、禹和皋繇是古代的圣王、贤臣，而子产更是郑国了不起的政治家（《论语》中便有对子产的称赞之语），说孔子长得像他们，可见孔子应该是很有圣人气象的。
孔子形象的变化也体现在画像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武梁祠东汉画像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图》。汉画像石中所出现的孔子，多半是一位学者形象。而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是唐朝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这幅画中的孔子宽衣博带，不着官服，拱手站立，面目慈祥。传顾恺之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中，孔子着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员气派，体现了孔子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是面容和蔼，一副“为政以德”之态。自宋元以后，孔子相继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服饰便由公侯制进到帝王制。
虽然我们在不断探讨孔子的相貌，但据历史记载孔子却不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长相，从《论语》来看，孔子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孔子真实长相虽然早已不可考，但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永远深植人心。
“女娲”二字已用侗语作了解释。那么，“补天”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侗语称补为“噗”，噗补谐音，称厅堂为“天堂”，又称房顶为“务天”（也称务曼），可见，补天就是补天顶。那么这个天顶是什么样的？是木房的天顶还是砖房的天顶？显然都不是。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距今数千年，人们还是以穴为居，当时还没有建木房的工具和技术，木房是后世炎帝创造的，故事也写的是“炼石补天”，而不是“拣木补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她补的是洞穴的顶。
从《淮南子·览冥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一场森林大火灾，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水灾，在如此“四极废，九州裂”的大灾大难之中，人们居住的洞穴出现漏洞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女娲补天，其实是填补洞穴顶上的漏洞。这样的解释就使得女娲补天的故事由神话传说走向了历史事实，我们可以设想：森林大火过后，暴露在地面上的石灰岩被烧成了白粉末。石灰岩本身是杂色的，加上掺杂其他一些岩石，故曰五彩石。那些在大火中煅烧而成的石灰，淋上雨水就成了泥浆，晒干后又结成硬板硬块。聪明的女娲从中得到启发，将石灰与芦苇草灰拌和用来填补漏洞，从此后便学会了烧石灰补漏洞的技术，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们正是由于误解了“天”字的原意，才使女娲补天的故事在各个民族传说时不断被神化，在《竹书纪年》和《淮南子》中，女娲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神话人物，而后来的《太平御览》中又演变为女娲能够用泥创造人类了。历史因这一字之差而失衡。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相传，上古伏羲氏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显示着一幅有规则的图纹。伏羲得到这样的图，依据它创立了八卦，后为《周易》来源。洛书，指大禹在位的时候，从洛河的水中爬出一只大乌龟，大乌龟的背上显示出一幅有规则的图纹。大禹得到这样的图，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但是，当我们审视、梳理河图洛书的历史踪迹之后，我们会发现河图洛书早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就有文字记载。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此外，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的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鱼作为祖先来加以祟拜，那么照理祖先是不能被猎杀的，然而，事实上在半坡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这显然与先人们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是相矛盾的。
还有人认为，此图具有宗教祈福的作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原始巫术盛行。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对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人面鱼纹实际是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戴的一种面具，半坡人面鱼纹饰是戴着鱼形帽子的巫师形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半坡人对鱼施加巫术影响所用的面具。原始人在渔猎活动中，通过巫师进行的巫术活动，可以使鱼自动地投入网中，细观人面鱼纹饰，表面的前额涂黑，还留出一块弯曲的空白，似乎还符合“阴胆脸”的形状，切合巫师的身份。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观点：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可见，被绘制人面鱼纹的陶器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图象征着生殖崇拜，该说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有人还提出了此图象征着天文历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盆上的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星宿与雨季的关系。半坡文化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详细的天文历法，但是原始农业生产生活又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可以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
当然除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有几种非主流说法，如权利象征说、摸鱼图说，以及磐儿出生图，等等，总之对于人面鱼纹饰包含的精神指向，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答案，因而，人面鱼纹饰的真实涵义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半坡人试图用它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1929年春季，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里面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1934年3月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
这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进行海外贸易及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只是限于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是怎样消失的？为何如此之多的礼器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呢？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有人说是因为水患，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结合部，多条河流出山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域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使得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足。
还有人说是因为战争，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和圜底釜。而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古蜀国人的生活中心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活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用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从此消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人依此认为正是地震使得三星堆文明消亡，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充分说明此地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是不是古蜀国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将古蜀国一举摧毁，而地震后引发的火灾将这些文物烧成现在的样子呢？而且在几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中，地震后诱发火灾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情形与地震类似，可以作为佐证。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这又使人们困惑不已。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确无与伦比，发达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它在留给我们精美文物的同时，也将疑问留给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给了每一个对其产生好奇的人们。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世纪），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是信史时代的开端。原夏朝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经历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现今一说到商朝，人们似乎便会想起残暴的商纣王令人发指的暴行，商纣王到底有多残暴？他的种种残暴行为都是真的吗？
现代人总结商纣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把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钱财，修建鹿台，置满奇珍宝物。还“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与宫女们在其间不分昼夜地玩乐。而且残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为了看人肚里的胎儿是怎么样的，还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使母子俩丧命。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商纣王推上了残暴荒淫的巅峰。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纣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出现了各种版本，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记载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等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没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纣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到了晋朝，在皇甫谧的笔下，纣又多了一条罪状，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蛇蝎美人，祸国殃民，于是“女祸亡国论”也出来了。总之是纣王和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
实际上，商纣王其实应该叫帝辛，后人为了贬低他叫他纣，据正史所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商的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导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说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史记中除记载商纣王的暴虐外，还记载他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说他天资聪颖，视听敏捷，力大无比，可以空手与猛兽格斗，而且能言善辩，但是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认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利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
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诸侯国，孤竹的国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伯夷和三儿子叔齐以仁义闻名。国君生前本来准备把君位传给叔齐，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齐却不想继承君位，他对伯夷说：“哥哥，长幼有序，还是由你来当国君吧！”伯夷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由你来继承君位，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兄弟二人推让了很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伯夷决定连夜出走。没想到，他却在路上遇到叔齐。原来，叔齐也是这种想法。事已至此，两个人决定一起远走他乡。孤竹国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没有伯夷和叔齐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原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尊老敬贤，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当伯夷和叔齐到达周的时候，西伯侯已经去世了，他们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领的大队军马。原来，周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对外宣称奉了父亲的遗命，起兵讨伐无道的共主商纣王。伯夷、叔齐求见周武王，他们拽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另外，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这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看到他们落魄的样子，武王左右的卫兵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两个疯子，要杀了伯夷和叔齐。太公挥手制止了卫兵，他说：“这是仁义之士啊！”说完就把伯夷和叔齐搀扶到一边儿去了。后来，武王灭商兴周，天下归附。而伯夷、叔齐却耻于做周朝的臣民，坚守节义，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
一天，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后就再也不吃野菜了。七天之后，伯夷、叔齐饿得快不行了，他们做了一首歌，有气无力地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他们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伯夷、叔齐一直被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论语》中提到的100多人中，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到战国时的《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至。那么，如此受人尊敬的伯夷和叔齐真的是饿死的吗？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奢华生活而言。孔子只说这对兄弟“饿于首阳”，并没有说他们“耻食周粟”，更没说“饿死”。《吕氏春秋·诚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阳山而饿焉。”也没有说他俩“饿死”。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其名著《论语正义》中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几位先贤的言论，值得细读。“钱氏可选《补阙记》：夷、齐不食周粟，非绝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辞粟是也。饿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时采薇以充之。未也只食薇也。《秦记》谓其食薇三年，颜色不改，诞矣。案：《汉书·王贡两鲍龚传》：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亦谓因不仕周食禄，故致饿也。”读完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刘宝楠也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当时在首阳仅是挨“饿”，而并没有“饿死”。
但《庄子》里却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是饿死的说法，《韩非子》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致饿死。
有些学者认为说伯夷和叔齐饿死是后人附会之辞，《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
看来，伯夷和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无论怎样，历史上的这两位人物，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执著，是能够让人慢慢品味的。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登上了“独尊”地位。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开始和封建专制融为一体，为历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使儒学成为一门包容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综合性学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数十代人，而且它的辐射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千百年来研究儒学的专家以及爱戴孔夫子的人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孔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孔子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来。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布衣学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到山东时祭祀过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后来，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历代帝王纷纷对孔子及其子孙加封加号，各种孔子的画像才纷纷出现。那么，真实的孔子长得什么样子呢？
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描述说，其体态好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当然，这是司马贞的说法。其实，他叫孔丘，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他的父母为求一子，祷于尼丘，故生下他后，便名之为丘，字之为尼，又因排行第二，叫仲尼。有关孔子的身高，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米21，在平均身材不高的古代，孔子如果长得如此伟岸，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子贡、宰予等肯定不会忽略这个足以显示“圣人”高大形象的数据，在他们的言论中会有所提及。
而《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相貌记载则是：“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共，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崎，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意思是黄帝长得像龙，颛顼的头上长角，喾的牙齿连成一片，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舜的眼睛有双瞳，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胳膊上有两肘，周文王有四个乳房，周武王眼高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周公旦驼背，皋陶的嘴像马，孔子圩顶。其他如《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白虎通》、《荀子》等都有类似描述。
这种对孔子相貌的描绘自然有夸张成分，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就澄清了这个事实：“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大概是汉初一些儒生们臆想的“杰作”。司马迁撰《孔子世家》，却还是采信了“身长九尺六寸”之说。于是，纬书里的臆语就成了史籍中的正式记载。
在孔子的老家孔府中，有一份档案描述了孔子的形象，还说到了孔子的腰围：“先圣身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所谓“围”，《辞海》如是解释：“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长度。亦指两臂合抱的长度。”按照这种标准，“十围”是三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到郑国时，与弟子们失散而独自站立在东边的城门外。这时弟子们急忙地要寻找老师，附近的人们瞧见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在找人，便上前对其中的子贡说：“我刚才在东门外看见一个人，身高大约是九尺六寸（这是古代计量身高的单位）。浓眉大眼，额头宽宽大大的。他的头看起来有点像尧，脖子像皋繇，肩膀倒有点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却像大禹，只是似乎比较矮了一点。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很狼狈，像条丧家之狗呢！”于是，子贡便带领着其他的弟子，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并把郑国人对他的描述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说我像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倒是蛮贴切的啊！”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施展抱负的过程并不顺利，此时匆忙的行程中又与弟子们失散，所以神情看起来十分失意。这里说孔子像丧家之狗，孔子非但不生气，反倒欣然接受，可见孔子的幽默。而从郑国人对孔子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孔子的相貌确实不凡，因为尧、禹和皋繇是古代的圣王、贤臣，而子产更是郑国了不起的政治家（《论语》中便有对子产的称赞之语），说孔子长得像他们，可见孔子应该是很有圣人气象的。
孔子形象的变化也体现在画像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武梁祠东汉画像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图》。汉画像石中所出现的孔子，多半是一位学者形象。而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是唐朝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这幅画中的孔子宽衣博带，不着官服，拱手站立，面目慈祥。传顾恺之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中，孔子着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员气派，体现了孔子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是面容和蔼，一副“为政以德”之态。自宋元以后，孔子相继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服饰便由公侯制进到帝王制。
虽然我们在不断探讨孔子的相貌，但据历史记载孔子却不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长相，从《论语》来看，孔子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孔子真实长相虽然早已不可考，但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永远深植人心。